人均收入翻倍能否改變中國國運？ ——十八大評析

時寒冰

晚上，連續好幾位朋友找我，提及十八大總書記胡錦濤所定目標：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
    這其實就是我此前多次建議和呼籲的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在2009年1月出版的《中國怎麼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我建議政府走民富路線，學習日本當年的做法，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走這條路線。很多朋友為此感到欣慰。

    那麼，這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一）

    我在《中國怎麼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指出：二戰結束後，從廢墟上爬起來的日本，像謎一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展起來，其國力增長速度之快，令世界震驚。解開這個謎團，不僅對我國解決目前的現實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我國構思長期的發展規劃，實現民族復興亦具有​​重要價值。
    1960年12月27日，是改變日本國運的一天，這一天，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採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通過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用國民收入的增長來帶動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像傳統的習慣那樣，用經濟總量的增長來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時間為10年，它把國民收入倍增作為第一目標或者核心目標。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遠遠超過了計劃規定的目標。 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到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在日本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期間，日本股市也一路飛漲。
    我查了當時的日經225指數，1960年12月27日，日本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這一天是1346.41，19年後的1989年12月29日，日經225指數漲到最高點38957.44， 29年上漲了28倍左右。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牛市！

    建立在民富基礎上的日本，國力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發展起來。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在海外大肆收購，甚至有買下整個美國之勢，“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的名言一度在日本廣為流傳。如果不是美國動用貨幣武器給沖昏了頭腦的日本一次刻骨銘心的回擊，今日的日本不知道該多麼令人畏懼！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收入分配越是向國民個人傾斜的國家，其經濟發展越迅速，國力越強大。

    20世紀90年代初，被美國用貨幣戰爭大傷元氣的日本，經濟顯露出衰退跡象，倘若日本再次實現類似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樣的宏大計劃，日本經濟或許走出泥潭，實現二次騰飛。遺憾的是，日本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佔據國外市場，而不是像上個世紀60年代那樣，增加國民的收入，拉動起內需，結果，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
     日本既給我們帶來了經驗，也帶來了教訓。經驗就是，民富則國強；教訓是，民窮則國衰。

    （二）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比日本在1960年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要復雜和嚴峻得多。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貧富分化嚴重、中產階級缺位、民眾整體性貧困、資源日益匱乏、環境惡化、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貪腐日益嚴重、裸官數量不斷增長、老齡化來臨等等社會現狀。而解決的辦法，我在《中國怎麼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闡述過。
    要想實現國強，須首先實現民富，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我們首先應該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國民個人傾斜。唯有此，中國經濟才能衝破內需不振的羈絆，實現最優效率的增長。

    第一，增加民眾的可支配收入。

    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階段，美國和日本的政府、企業和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大均致為1：4：5。而中國這些年來，卻大幅向政府傾斜。這種做法是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相違背的。

中國之所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傾斜，主要是基於下列思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足夠的資金再去解決民生問題，再增加民眾的收入。事實上，這種主次顛倒的做法，不僅使民生問題的解決和民眾收入的提高變得遙遙無期，而且，嚴重製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政府無論是在初次分配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還是在經過再分配後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便不考慮制度外收入），都是過大的。有人曾經想當然地認為，稅收收入會增加財政收入，促進政府的消費，進而帶動起全社會的消費。然而，國外學者通過大量的數據早就得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政府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的。

    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的集中，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推動力是最小的，損耗是最大的。在內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在這一關鍵點上，只有當機立斷，改變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盡快實現民富，中國的國力才能實現快速騰飛，民族復興的曙光才能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要實現民富，就應該在增加就業和減稅方面做文章，而減稅本身就可以促進社會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我國應該通過降低稅率，消除重複徵稅，提高就業機會等方式，逐步提高民眾的實際收入水平。
    民富是國富的基礎，民窮則是國亡之先兆。要促進消費，拉動內需，必須實現“民富”。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才能真正消除人們的後顧之憂。而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包含著兩個重要的內容：
    一是必須加大財政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二是確保公眾分享公共產品的公平性。有限的公共產品在分享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相關公共產品供應結構性嚴重不足的另一個原因。醫療為例，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透露，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中科院調查報告）。在黨政幹部佔據80％醫療資源的情況下，剩下的13億人只能分享20％的醫療資源，公眾感覺看病難、看病貴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第三，削減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為社會保障節約出更多的資金……。
……以上內容大都摘自《中國怎麼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三）

    中國能否實現收入翻倍？

    我覺得，看待中國的問題，不能簡單從數字上來看。比如，GDP翻倍與收入翻倍的同時，是不是民眾購買力的同步上升？是不是幸福指數的同步上升？這是極其重要的問題。

    因為，如果簡單從數字上來看，中國這些年的收入無疑是在快速增長的，但不能忽視的現實是：由於貨幣貶值過快，民眾的購買力並未同步增長，生活壓力在增大。原因就是，GDP的增長與收入的增長，很大一部分是貨幣超發使然，民眾的財富不僅未能同步增長，反而連原有的也被稀釋了。

    我在《時寒冰說：經濟大棋局，我們怎麼辦》中列出瞭如下數據：

美國1990年M2（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為3.28萬億美元，2010年末為8.848萬億美元，20年間，M2增長了1.69倍。

    1990年，中國的M2餘額為1.53萬億元，2010年末已經達到72.58萬億元，20年間，M2增長了46.44倍。
    貨幣供應增長的步伐並未停止。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M2餘額已經高達94.37萬億，比1990年淨增長了60.1倍，折算成美元後，超過美國同期M2接近50%！
    按照這種貨幣供應速度，根本用不了10年，國民收入翻倍的計劃就能實現，問題是，民眾的購買力能夠增長多少？ ——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且，任何經濟的發展能源於體制帶來的強大推動力，這種非經濟之外的力量決定著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政治體制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在權力依然強力左右經濟運行的情況下（龐大的政府投資和依附於其上的嚴重的腐敗即為典型的例子），經濟健康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如何產生？
    中國現在面臨的困境是：

    國內：除了貨幣超發嚴重，資源也越來越向權力部門集中，向國企尤其央企集中，而最具活力的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尤其是在歐債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民營企業的生存處境日益惡化。權力部門因為私利乾預經濟的動力越來越強烈，對稅收增長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中國20多來年稅收以GDP增速一倍甚至兩倍以上增長，這種情況即使放在世界範圍內來看，也是極為罕見的！而政府所主導的很多投資項目成本高昂、收益低下，成了國民沉重的包袱。

    國外：債務危機這條帶血的主線，正在爆發出越來越強大的殺傷力，而隨著危機向亞洲的快速蔓延，給中國留下的時間越來越少，越來越緊迫，中國能夠抓住最後的時機真真正正地進行改革，並在改革中發展壯大嗎？

    如果中國能夠打造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嚴懲貪腐，通過大力減稅，扶持科技發展等措施，從公平、效率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國的實力，那麼，國民收入翻倍計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實現民族復興的機會！中國將能夠在全球性的債務危機的蔓延中，獲取廉價收購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別國的獵物！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將獲得重生，走出一波像樣的牛市，以高回報贏得民眾的支撐。

    但這一切現在看來都只能是假設。

    “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遠景規劃，也是我在多年前就苦苦呼籲和建議的。期待它能夠真正地改變中國的國運，給我們這個民族、給億萬民眾，帶來福音，而不僅僅是一塊餅。

    於201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