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於9月10-12日在天津舉辦。在“金融斷層線”論壇上，原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與眾人辯論金融危機會否再次發生。劉明康認為，全球很難避免另外一場金融危機。而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全球首席經濟學家Paul Sheard認為短期再發生危機的可能性不大；西太平洋[0.46% 資金研報]銀行機構業務主管Lutfey Siddiqi則認為我們完全可以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
劉明康認為，我們很難避免另外一場金融危機。我們仍然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因素，第一，國際貨幣體係以及他所含有的不確定性，他還有很多缺陷和隱患，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還有很多國家高度依賴美元，他們陷入了美元陷阱，還有這些不確定性和相關的創新措施目前是不相配的。還有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的後果和影響還沒有被徹底地了解。美國的利率上升會導致大量的資本流向流出新興市場，還有歐洲市場。在多種不確定性因素的面前，我認為我們還很有可能會面對另一場金融危機，可能規模、時間、內容不一樣，但無論怎麼樣我們都要記得人們的記憶非常地短。政府的監管一直落後於情況的發展速度。
而Rob Whitfield則表示不同意劉明康的觀點，他談到，我為什麼給出否定的答案，我們可以避免金融危機，是你（劉明康）提出的這些命題我覺得不一定會導致像我們上次一樣的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我們知道上一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銀行體系，銀行是罪魁禍首。但是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為什麼銀行出問題就導致了整個系統都陷入了困境？
我會分享三點看法：第一是監管和政府，他們沒有及時地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風險。第二是等他們有了認識之後，他們採取了相關的行動速度過慢，沒有積極有效地應對危機。第三是等他們採取了這些措施，這些措施的規模和深度不夠。這六年來我們都做了哪些工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呢？我的看法是我們其實做了不少，當然我是一個銀行家，所以我當然有這種想法，各國的銀行現在的資產負債表結實很多，而他們願意動用這些資源去緩解或者是避免危機。第二，金融危機中決定成功和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監督的，而現在各國的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調更好。有了這樣協調的應對是非常關鍵的。第四，我們現在的措施不局限於監管，當然資本充足率等等這些新的要求都是很好的，但更關鍵的是金融領域的文化和對銀行和銀行家的行為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的一種認識和控制。
除了監管之外，各公司的管理層和董事會對這些行為更敏感。第五，現在我們的壓力測試，災後重建能力更強了，使得我們整個系統、整個金融體系的抗災能力和健全性大大地提高了。我認為現在我們整個體係比以前更能夠承受金融衝擊。我們做了這些準備可能還會有一些負面的作用。也許讓我們對各種資產種類進行調整。比如說1994年有很多的資金一直在追求資產，推高了資產的價位，形成了泡沫，美國的股市現在又漲到了一個高點。等資金流的浪潮開始消退就會導致市場作出一個比較急劇的反應，但是我認為這個反應就是價格的降落而不一定是系統性的風險。
Paul Sheard談到危機會不會再次發生時稱，首先，對於真正的金融危機來說不是那麼常見的，過去那麼長時間裡只有兩個，一個是在30年代，之後是07年到09年所以他們發生的紀律並不是那麼大。第二，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短期內又發生這樣的危機可能性不是那麼大，金融危機如果在全球發生的話，那麼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比如說在2008年出現了資產泡沫或者是資產貶值，另外還有在信貸系統中的債務更多，同時對銀行系統造成了特別大的壓力，使得整個的系統特別地脆弱，因為大家的產品是在全球分佈的，所以有很多的不良的資產，這個才使得整個的系統發生了問題。
所以我們對歷史進行分析的話，就會發現這個脆弱性當時在2008年之前是存在的，但後來壓力等於說從整個系統中釋放出去的，所以我覺得不大可能。第三，其實我跟劉先生的想法是一樣的，我們現在在危機前和危機後監管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人們變得更加警覺了，如果我們看一下08年的情況就會發現，在那個時候監管機構那時候都是採取了基礎的基本原則的想法，他們覺得出現了一些資產的泡沫的時候，儘管他們可以，當時也沒有對他進行立刻的監管和改正，所以呢時候情況是不一樣的，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監管的反應會非常地快，也看到在美國有規則。英國央行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在布朗掌權之後也進行了調整。現在英國的情況在金融危機之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歐洲也成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
這樣出現金融危機的跡象就是會立刻有監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這個時候我們監管的人也會非常非常地警覺，而且整個市場也非常警覺起來了。比如說在評級公司、在銀行之間還有資產的管理方之間，每一個不同的部門他們全都變得警覺起來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第四，如果情況發生了變化，政策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現在中央政府的機關有了更好的工具來面對這些，如果大的企業必須要破產的話，那麼它就會有一個更好的工具，比如說在美國就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出現問題就有一個機構來完成它的功能。現在歐洲的央行也在考慮作為監管部門是不是可以成立銀行聯合，所有的情況都表明在2008年的時候金融危機是由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目前不會再發生了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工具，監管工具已經在2008年之後部署了，政策制定者也能夠有更好的工具來面對這種情況了。
對此，劉明康再次談到，的確是全世界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在G20的努力下達到的，在政治上已經達成了一致的意見，我們必須要能夠做到，FSB、 BCBS、世界銀行都在攜手做這件事情，他們共享信息、共享人力資源，所以在此我非常認可他們所做的努力。我們如果回顧歷史就應該考慮如何再向前走，但是在這里關鍵的就是像Rob提到的我們怎麼樣能突破傳統的界限，能夠重新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當中，比如說文化的問題，還有行為的問題，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以後也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要想在這些領域裡解決問題，我覺得是一件難事，因為總的來說，2007年在市場中發生的這些事情，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形。
第二，一些金融機構他們還是不能對他們的基礎設施進行更進一步的創新，我們在上一次的危機中學到的就是你所銷售的產品，必須是人們充分了解的，而且應該是透明的。但你會發現市場上銷售的金融產品裡，還是暗含著很多的槓桿、期權等等，所以你還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影子銀行，同時還有一些新的其他的銀行，比如說移動的銀行。所以文化在不斷地變化，我們過去建立起這100多年的金融歷史如果不保護好的話，可能在瞬間就會坍塌。所以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擔心的事情。我覺得這種事情不能再發生了，Hellen說的不能再發生了。
DM和EM我看不出來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兩者之間是緊密聯繫的，在未來不是一個全球的危機了，哪怕是一個地區性的危機都會有很大的溢出效應會影響到很多的國家。比如說在2003到2006年在美國發生的情況，如果我們看一下當時的聯邦利率就會發現，那個實際上在所有的國家幾乎都在那一段時間達到了很長時間以來的最低。這引起了人們很大的擔心。如果要是能源的價格急劇上升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就更不要說如果是地緣政治發生變化會怎麼樣了。我們現在還屬於寬鬆政策當中，它是不是給我們形成了一個陷阱？
現在我們都在談自動化、信息化、創新等等，但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做好了準備？對於自動化的趨勢準備好了沒有？因為自動化肯定就是會摧毀幾百萬個就業的機會，大家要想想看，在新興市場當中幾百萬個就業的機會，它就會產生這種負面的效應，對於新興市場來說中國和印度這麼龐大的市場，如果他們出現了問題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發達國家，就更別說出現危機之後的傳播性和傳染性了。這個問題也是我一直非常關注的問題，在1994的時候出現了亞洲經濟危機，03年到06年的時候在美國利率的基點提高了將近20個，這種情況下它的滲透的效應也影響到了供應方的市場。
同時，Rob Whitfield回應稱，首先，很難說創新比基礎設施究竟先進了多少，劉先生也是對的，但是創新也是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我們不能夠遏制未來的發展。但是我們不能說創新和基礎設施就會引發金融危機，剛才提到了94年的情況，我覺得我是同意的，如果聯邦政府當時做了一些變化的話，能夠把它的利率變化的話，情況也許就會不一樣了。墨西哥其實也是有同樣的問題的。那個時候其實是作出了一種反應，以面對低通貨膨脹率和當時低利率的問題。那是那時候的情況，但現在這個世界已經不是被分割開的世界了。我現在說的是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如果我們能有一個非常好的市場的反應的回應的話，哪會有不同的結果？但是我覺得在我看來，內部的監管在最近的確是有了很大的加強和變化。
劉明康繼續談到，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現在我們正在朝著目標在前進，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肯定是在這個方向上會取得一些進展。但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現實一點，如果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不同的銀行自己的記錄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是不是願意來分享這些信息。願不願意彼此之間分享，這種意願還是有限的。很多年前馬克·吐溫曾經說過，銀行家想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就給你把傘在下雨的時候就把傘收走了。現在如果能分享信息就會很好了，這定很好。但如果出現問題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其實這不是央行想這麼做的，這是政治使命告訴他們必須要這樣，他們有自己的抉擇。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跟以前有一個不同是我們有更多的工具，但是這些工具和武器都是越來打以前的戰役，可能在未來的金融大戰中是用不著的。這是很常見的一個老問題了，我們現在的工具只能用於打過去的戰爭而不能打未來的戰爭，我們有更多的槍和子彈，但這些武器不適合未來面對的問題。關鍵是我們要健全金融體系和貨幣體系，而這方面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進步。也許是我們對未來的危機沒有夠清晰的問題。
Paul Sheard對此表示，我們說量化寬鬆這個詞對很多人來說是令人髮指的，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現在增加了3萬億，但是我覺得對量化寬鬆有很多的誤解，在2008年發生的不僅僅是金融危機，更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衰退，這導致了世界經濟的大衰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確實需要降低利率，鼓勵投資。很多人認為這個量化寬鬆是會導致通脹的，但是如果美聯儲注資三萬億，那它需要從市場取走3萬億的資產，所以有一定的內在的平衡。但無論怎麼樣我們會發生一個常態化的價格，可能價格會調整資產價格會下降，而美聯儲采取這些措施，只要能看到近期的恢復才會採取這些措施。所以他們打算逐步退出量化寬鬆，需要有一系列的壓力測試，是有依據的。我覺得他們推出量化寬鬆在一定程度上是給金融體系接種了一個疫苗，只有經濟走上了正軌才能退出這些政策。而新興市場可以看中國，世界經濟中我們還沒有看到的是中國的金融體系的壓力測試，我不是說它一定會發生，但是如果我們要說地區性的風險，我們還不知道中國的體系受到壓力會怎麼樣。我認為如果在未來幾年發生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它可能會從一個我們沒有想到的方向過來，比如說大規模的恐怖主義的網絡襲擊，或者是大型的隕石撞擊地球，或者是一個大地震，可能是我們沒想到的事件會導致金融危機，但那些曾經發生過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並不可能再次成為下次危機的一個導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