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黃金增值稅特殊稅制》成為了一個國際標準的情況下，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有兩條：趨同，還是存異？選擇不同，結果也不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選擇的原則，因而我國流轉稅設計原則應是與歐洲黃金優惠稅制趨同，而不是存異。
稅制趨同是實現平等競爭的需要
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國黃金稅制建設的原則。在黃金稅制建設上，什麽是我們要追求的最大國家利益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認識我們國家當今在全球經濟與
政治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要說新世紀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發生的最大變化，那就是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大國的崛起。現在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貿
易國、第二大經濟體，並成為最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國家，所以，已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全球經濟版圖的重要一極，但繼續努力實現中國夢仍是我們國家的最大利益所在，也是我們認識問題的基本點。
是什麽原因造就了中國的崛起？從內部來講，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而從全球視野看，是因這一政策的實施使我們趕上了這次全球一體化的浪潮，而得益於全球
一體化。所以，改革開放是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選擇。改革開放是一個與世界經濟和國際慣例接軌的過程，包括了與國際通行稅制的接軌，這就是1994年我國稅制
改革的主題和目的，因而增值稅的推出是我國稅收制度與國際稅制接軌的產物。因此，黃金增值稅與國際慣例接軌而實行黃金特殊增值稅制就成為了一個必然的合理
選擇，這也就是2008年黃金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反對征收黃金增值稅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國家政策決策者最終暫緩征收的重要原因。
與
國際慣例接軌是我們選擇黃金特殊稅制的理由，這一選擇有著更大的國家戰略意義。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得益於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
自然而然地收獲經濟一體化的成果，而是要經歷激烈的競爭博弈，而且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規模日益擴大，與競爭對手的摩擦增加，外部發展條件呈現惡化趨勢，所
以我們必須具有更加強大的競爭力，才能應對未來的更大挑戰。但應對更大挑戰的能力從何而來呢？培育和提高競爭力，首先需要創造能與國際競爭的環境，稅制趨
同即是與競爭者設置了同一起跑線，這是平等競爭環境的必要條件。
稅制趨同是發展黃金市場的需要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成為了世界的加工廠，已有200多種商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成為了第一大商品出口國，中國制造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一直處於利益
分配的最低端，所占份額僅占世界產業鏈利益的5%左右，所以，中國人勤勞而不富裕，中國經濟大而不強。這一狀況告訴我們，中國不僅要增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能
力，還要提高社會財富的分配能力。沒有強大的分配能力，創造出的社會財富必然會被掠奪占有，而自己只能是在一個低水平的生存線上生活，因而我國形成強大的
金融競爭力就具有了特殊意義。
在這樣一個發展的大背景下，發展中國的金融市場是國家重要戰略目標，這已通過多次黨和國家公布的文件所
確定。而在具體工作層面上，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我國金融市場也有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人民幣國際化邁出了新步伐。但即使如此，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仍
是經濟持續發展中的一個薄弱環節，而需要給予更大的關註和推動。可以說，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沒有強大的金融競爭力，振興中華、走向富強都是空話，是不可
能實現的。
作為金融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黃金市場又是我國金融市場中發展最晚、亟待拓展的部分，但是目前並沒引起高度的重視，社會對於黃金市場的發展還缺少一種國家戰略目標追求的緊迫性，因而缺少對黃金流轉稅設計的國家戰略思維。
我國黃金市場於2002年運行，但由於對黃金市場屬性認識的偏差，黃金市場化改革前10年只是以推動黃金流通體制改革為目標，因而建立的是一個商品黃金
市場。從2004年開始，增強和發展黃金市場的金融功能才提上改革日程，因而雖然我們的黃金市場和過去比較已有很大進步，但與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
距離，尚未成為國際黃金市場的獨立一極，仍是一個追隨者，缺少話語權和規則的制定權，因而加快黃金市場的發展是國家加快金融市場建設的必要而且重要的組成
部分，是一個具有緊迫性的任務。黃金市場的發展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發展環境，其中建立有利於促進黃金市場發展的稅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我們黃金稅制設
計的一個重要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講，我們與歐洲都是世界經濟中相對獨立的一極，在黃金市場發展上具有相同的戰略意圖，所以我們應采取
與歐洲相同的黃金增值稅計劃，既要形成黃金生產流轉過程的“稅收窪地”，以吸引和刺激黃金投資品物流的增長；也要形成黃金交易流通過程的“稅收窪地”，以
吸引和刺激黃金投資品資金流的增長。如果形成了市場的“稅收高地”，不僅不能增加我國黃金市場的物流和資金流，相反，會有大量的黃金與資金流向境外或地
下，不僅發展黃金市場無從談起，還會造成經濟混亂，這是要極力避免的。
至此，我們的分析表明，與歐洲黃金增值稅制趨同，實行黃金特殊
稅制的意義已超越了稅制與國際接軌的意義，而更是基於國家金融戰略的需要，對黃金特殊稅制不應是被動地接受，而應是主動的推進。《歐洲黃金增值稅特殊稅
制》計劃在全球趨同性的推動下，已不是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局部性的稅制個案，已發展成為了一個“國際通行規則”，我們只有采用相同的規則，才能進行國際間的
平等對話與競爭。因而，我國黃金增值稅制與《歐洲黃金增值稅特殊稅制》趨同，是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之舉，而從增值稅誕生本源看，這個選擇又是學習、引進歐洲
增值稅制的合理而必要的組成部分。
趨同是發展黃金產業的需要
黃金市場是金融
屬性主導的市場，黃金市場的發展增加了黃金在金融市場的存在，這在黃金外匯功能被邊緣化的今天為我國黃金工業確立了新的戰略定位。在改革開放以前，因國家
外匯極度短缺而突顯了黃金工業的重要性，所以舉全國之力發展黃金生產。而當外匯短缺矛盾解決以後，似乎黃金生產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已無足輕重。但是，當我
們從全球政治與金融的大視野中觀察，得出的結論顯然是不同的。如僅從規模看，我國黃金產量即使已連續八年世界第一，但2014年也僅有400多噸，全行業
創造的黃金工業總產值也僅有3000多億元人民幣，這對於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的貢獻十分渺小，但黃金不是一般性商品，黃金具有的金融屬性使
黃金生產具有了國家戰略安全的價值，而且這一價值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黃金生產可以說是一種貨幣資產的生產，而不是一種用於消費的
商品生產，增加黃金生產就是增加財富儲備，因而發展黃金工業即意味著國家金融外匯儲備和支付能力的提高和人類絕對財富的物質積累的增長，並可以為國家經濟
安全提供支撐力。這是其金融屬性的價值，而且其商品價值也使當今黃金生產成為一種戰略性商品生產，也不是一般性商品生產。
黃金作為工業原材料，在當今高科技產品和新技術領域得到了日益廣泛的應用，電子、通訊、航空航天領域已成為黃金重要的需求領域。華盛頓黃金協會理事會的理事德達維斯說：“如果沒有黃金的表面塗層，電子、電訊、電子計算機等工業也就不會存在。”
這些領域恰恰是當今國民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當今是一個黃金非貨幣化時代，但黃金並沒有因此而喪失它特殊的社會價值，其表現在金融領域
是一種特殊的投資品，它具有極好的變現性，幾乎可以和任何一種貨幣和證券實現互換，又是唯一的實物標的而在信用資產全面危機時能發揮獨有的作用，為人類提
供安全性；隨著科技的發展，黃金在商品領域也是一種戰略性商品，被視為當代高端科技生產的“稀土”，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使黃金的戰略價值又具有了新的內
涵。戰略性商品和特殊的投資品是當代黃金戰略價值的新定位。
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國家掌握著所有生產要素，生產黃金是為了滿足國家的需求，生產黃金的要素由國家分配。因而，那時黃金生產的增長動力源(600405,股吧)
於國家行政與經濟力量的外部推動。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要力求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生產要素的配置也由國家行政性分配變為企業在市場中自主獲
取，因而，企業成了黃金生產活動的主體，黃金生產發展動力源因此由外轉內。政府因此對黃金工業也由外部直接推動變為以政策激勵為主要手段的間接推動，其中
國家扶持性政策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而優惠稅制是黃金扶持性政策體系中的重要內容。
何為黃金扶持性稅制？就是符合黃金自然屬性和社會
屬性的特殊性要求，保證投資者回報的稅收制度，通過這樣的制度性安排，激勵和調動黃金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直接介入到間接激勵，是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
制的黃金政策體系的區別，而並不是以是否取消扶持性政策為標誌，實行黃金增值稅特殊制並不與市場經濟公平稅賦的原則相悖。
趨同政策已產生極大正能量
黃金特殊增值稅制度延續至今已存在了20年，但仍處於暫緩征收狀態，即使這是暫時性的、存在不確定性的政策，在這20年中仍產生了極大的正能量：
增值稅制的存在使我國黃金市場避免了重蹈白銀市場覆轍的命運，從而使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得以完善。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黃金市場已由單一的現貨市場變為多形態、多功能市場組成的市場體系，交易規模在2014年突破了4萬噸，是僅次於美國和英國的全球第三大黃金市場，為世人矚目，是全球發展最快的黃金市場，黃金特殊增值稅制功不可沒。
黃金特殊增值稅制也是我國黃金生產的推動力。2007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產金國，從此開始了一個以中國為領軍者的國際黃金業發展的新時期，黃金行業發
展成為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中的一個新亮點。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持續20年的黃金生產免征增值稅對推動黃金工業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對已經證
明積極有效、又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黃金增值稅優惠制，應進一步完善推進，而不是廢止，另起爐竈。
實現中國夢、振興中華民族需要發展黃
金市場，但是，雖然現在我國黃金生產和交易的流轉稅為零稅負，與國際慣例相同，但稅制設計的依據和基礎卻與國際大相徑庭：與國際慣例趨同是從國家戰略大局
出發，對黃金固有的特殊性作出的合理政策應對，而現在我們只是作為一種戰術性的臨時性政策安排。兩者比較，我們的黃金政策推進明顯地缺乏理論的支撐和戰略
的高度。
回顧20多年來的歷程，可以了解到在增值稅這個舶來品來到中國之始，我們就對黃金特殊稅制產生了誤讀，把一個市場經濟中的國
際慣例，視為了計劃經濟中的一種特殊優惠政策。因而，質疑這一制度的反方，可以不時舉起市場經濟稅賦公平之幟發難；而支持這一制度的正方，只能被動地以取
消這一稅制對行業發展的消極影響做答，顯然反方站在了道義的制高點上，而正方只是被動應對，但這是誤讀黃金增值稅而產生的認識上的扭曲。
走出誤讀，黃金增值稅之爭就成了一個本不應發生的問題，希望誤讀從此終結，讓我們回歸問題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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