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注定要陷入泡沫、金融危機、貨幣崩潰的無盡循環中。要適應這種循環。至少這是上週在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舉行的央行行長年會上，世界各國央行行長們的預期。這次會議由美國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組織，行長們在自身權威搖搖欲墜的尷尬中仍然撥冗出席。
他們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所有探討都帶有一種接受現狀的宿命論色彩。儘管非傳統貨幣政策獲得成功，最近金融監管也有了較大的升級，我們依然無法解決全球經濟中的不平衡問題，這意味著未來將出現新危機。
實際上，問題正在惡化。自從1971年舊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以來，世界已經習慣於國際金融的“三難困境”：自由資本流動、固定匯率以及獨立貨幣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時實現。大多數國家選擇掌控本國貨幣政策以及實行浮動匯率制。
然而，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埃萊娜•雷伊(Hélène Rey)教授在傑克遜霍爾發布了一篇優秀的新論文，文中指出，在美聯儲(Fed)貨幣政策驅動下的全球信貸和資本流動循環意味著，即使是浮動匯率也不能確保一個國家主導自身的命運。 “三難困境”實際上是兩難困境。於是選擇變成了：要么實施資本控制，要么讓美聯儲來左右本國經濟。
傑克遜霍爾會議上人們對這一悲觀分析的無奈接受令人震驚，特別是，由於美聯儲醞釀縮減每月850億美元的資產購買，資本正紛紛逃離新興世界，並拉低了匯率。這至少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通脹和利率升高的風險；那些曾經過度享受資本流入的國家，比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則可能會遭受更大的衝擊。
然而，所有的討論都是關於單個國家如何規避資本流入和流出的影響。雷伊得出的結論就是，不能指望美聯儲在製定政策的時候考慮別的國家（這也是不合法律的）。她建議採取有針對性的資本控制、嚴格的銀行監管和國內政策來給信貸繁榮降溫。
實際上，這樣做肯定不會有好效果。這種做法要求世界上每個國家嚴格自律，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資本流動。這就好像是說，如果世界上每個人每個小時都洗手，並且從來不出門，就能治愈感冒了。即使這樣做有效，政策的必要波動也依然會給這樣做的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
但這也不是唯一的選擇。五年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之後，人們一度期望形成一種新的國際金融體系。這種期望已經消失，但我們迫切需要找回它。
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是由來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改革它們的努力也都以失敗而告終。其中一個主要缺陷是，缺乏一種機制，迫使經常項目盈餘國家減少盈餘。由此可能形成嚴重的不平衡並且會一直持續，比如中國的盈餘就使得大量資本流入美國，助長了金融危機。
實際上，擁有盈餘是明智的，因為如果投資者決定將資金撤出你的國家，沒有哪個國際央行可以依靠。誠然，有一個叫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機構，但1997年亞洲國家嘗試過向其求助，這次經歷是如此“愉快”，以至於從那之後它們就一直在積累外匯儲備以避免這樣的情況重演。
如果國際金融體係依靠一個國家的貨幣（美元）作為其儲備資產，那麼就不可能形成可靠的支撐。因為只有美聯儲能印美元。危機之中，美元是絕對不夠的，隨著世界經濟相對於美國的增長，這種短缺只會加劇，即使目前新興市場的問題是美元持有量過多。
解決之道就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的：創建一種國際儲備資產，制定各國貨幣與之兌換的規則，懲罰那些永久持有盈餘的國家。金融危機之後，聯合國(UN)、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乃至中國央行行長都提出了大量類似的提議，卻都不了了之。
甚至是朝向這個目標邁出的最基本的第一步——增加IMF的資源，賦予新興市場更多的投票權，這樣在需要的時候IMF就可以成為它們的支撐——在美國國會就遭到堵截。
然而，目前實施改革的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大的。危機和衰退緩解了全球不平衡，即使只是暫時的。因此，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也就不再需要立刻做出較大調整來減少其盈餘。
金融危機也讓美國深刻意識到為世界提供儲備貨幣的壞處。
新興市場也得到一記警鐘，看到輸入美國貨幣政策的危害。
漸進改變比突然變革更加可行，但現在已經是起步改革的時候了。自從金本位制結束之後，穩定的國際金融體係就不復存在。然而，創造這種穩定體系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有膽量去嘗試。
譯者/王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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