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
2012年11月21日 22:13 文 / 莫西幹
明鏡：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今天的負債水平是如此的高，以至於人民發現，在經濟政策上，金融市場的話語權比他們還大。為什麼民主國家會在資金管理上落得如此痛苦的境地呢？
這場令人感到困惑的歐債危機已經持續超過5年時間了，其實，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已經解答了這個問題——“是誰令全世界陷入麻煩之中”。尋找答案持續的時間越久，由這些答案引起的問題就會變得越令人不安。可能並不是我們沒有經歷過一場真正的危機，而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令這場危機看起來變得沒有盡頭，人們在等待黎明的曙光前已經變得絕望了？可能我們正在等待符合我們世界觀的世界再次出現，但更聰明的方法應該是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去迎合這個世界？可能金融市場永遠都不會再次成為市場的僕人？可能西方發達國家不再能夠擺脫債務的深淵，因為民主制度不能有效的管理公共資金？
以金融危機為主題的最浪漫的好萊塢電影不是《華爾街（Wall Street）》也不是《利益風暴(Margin Call)》，而是1995年布魯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膽龍威3》。在電影中，東德情報機構Stasi的一位官員從紐約聯儲的地下室中偷竊了西方國家的黃金儲備，併計劃把它們沉到哈德遜河河裡。布魯斯·威利斯成功阻止了敵人的陰謀，拯救了那55萬條金條。這些金條在上世紀70年代前，是維持市場對西方國家貨幣信心的主要基礎。
憑空印錢 !
直到1971年，黃金仍然是美元的基準貨幣，當時一盎司的黃金能兌換35美元，而且所有西方國家貨幣兌換黃金的價格都是固定的。然而，因為陷入了越南戰爭，美國政府開始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了，同時，由於全球經濟飛速增長，使用黃金作為基準貨幣變成了一個經濟發展的束縛條件，最終，西方國家放棄了固定匯率體系。就這樣，全球經濟進入了新階段，進而出現了兩個經濟變化：金融市場從有限的貨幣供應中得到解脫，這大體上應該是有利的變化；國家從有限的貿易收入中得到解脫，這大體上是不利的變化。在過去的40年裡，這個金錢的泡沫不斷膨脹，因為央行有能力憑空印錢，銀行有能力提供看起來像是無限的信貸，消費者和政府部門有能力毫無限制地負債。
這樣不斷發展，最終，這個歷史上最大的信貸泡沫開始破裂了：首先是美國，因為銀行把數以百萬計美國人的住房抵押貸款資產捆綁成毫無價值的證券出售，房子是這些美國人借錢買來的唯一資產；接著蔓延到全世界，因為銀行把這些毫無價值的證券以矇騙的方式出售給全球的投資者；最終，當這些銀行開始變得搖搖欲墜，負債累累的國家不得不把私營部門的債務轉移到公共部門，直到有些國家的政府也因負債變得搖搖欲墜，只能依靠高息向銀行借錢勉強維持運作。
這個時候，讓世界逃離這個債務迷宮的唯一方法是：再次增加數万億的債務。
這些和布魯斯·威利斯和赫爾穆特·施密特有什麼關係呢？威利斯拯救了世界的黃金——舊世界對財富的美好幻象；而施密特在上世紀70年代擔任德國財長的時候，開啟了負債的引擎，在德國國內助長了“國家可以負債，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的社會輿論。
施密特的前任Karl Schiller因為抗議政府舉債超過40億馬克而辭職，他表示：“我不會支持一個令社會對政府產生'殺雞取卵（After us comes the deluge）'印象的政策。”
在接任的施密特任內，政府債務增加了100億馬克。因為凱恩斯的啟發，德國政府相信經濟刺激政策能刺激經濟增長，但前提是在經濟景氣時債務水平能下降。
在德國國內，這些經濟政策被認為是“全球慣例”。施密特後來當選了德國總理，利用原油危機的契機，他通過經濟刺激計劃提高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在1982年施密特下台時，德國的財政支出比1970年的水平增加了兩倍，規模相對於今天的1260億歐元，同時政府總負債增加了四倍，高達3130億歐元。今天，德國聯邦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已經突破了2萬億歐元。
負債是人類的本性？
從今天的觀點出發——拋開所有對歐洲的讚美之詞，其實引入歐元也只不過是繼續負債狂潮的一個魯莽方法。歐元區國家利用單一貨幣體制下提供的有利的利率條件，不斷地增加負債。
能把這一切都歸咎於人類的本性嗎？這是浪費和愚蠢的做法，還是系統的漏洞？對於政府應該如何利用財政來影響經濟，存在兩個不同的觀點：凱恩斯建立的需求理論認為，應該通過政府負債來增加社會總需求，這樣會進一步刺激私營部門的需求，並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換句話說，修建一條公路，給修路的工人發放工資。這些工人會交稅，同時會利用它們工資購買家具，而後家具製造企業就能獲得收入，不斷遞進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另一個觀點來自供應經濟學派，這個學派的理論是基於企業潛在的經營條件決定了經濟增長水平的假設，而企業的投資活動取決於高盈利、低勞動力成本和低稅負。根據這個理論，政府可以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權不斷在支持供應經濟學派政黨（保守派、自由派、現在還包括一些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和支持凱恩斯主義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之間輪換，而政府債務不斷增加。當一些政黨上台，他們會減少政府收入，而當在野黨獲勝上台，他們又會提高財政支出。其實雙方都在不斷拉高財政赤字。
當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加上公共債務，從1985年開始，這個債務總額的增長速度比經濟增長快了一倍，而現在已經是GDP總額的三倍了。為了保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看起來必須增加信貸融資的需求——消費者、企業和政府部門必須不斷負債，不斷推遲所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支付時間，直到未來未知的某一時刻。自然而然地，這種經濟模式產生了不斷讓私營和公共部門增加負債的緊迫性。
政府把權力和創新的力量授予了市場，希望能收穫增長和就業，因而金融領域的政策制定者不斷擴張。通過債務支持的政府財政也不斷創造了這種權力的假象，直到市場通過利息奪回了權力。
利息支出是德國聯邦支出的第三大支出項目，而且，1/3的德國市政當局已經無法自己承擔自己的債務。在美國，聯邦負債從4年前的10萬億美元飆升到今天的超過16萬億美元，而且越來越多的市政府走向破產。在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國債市場已經間接影響了退休金、由財政支持的項目和公務員的工資。
國家不是一門生意，儘管有些政治家喜歡像對待僱員一樣對待他們的選民。政策是一門在政治和經濟上尋求平衡的藝術，不僅要說服國會和市民，經濟政策將推動經濟繁榮發展同時還符合共同的利益，還要說服市場和投資者，管理國家不能夠像管理追尋盈利的企業一樣。
經歷了四年的金融危機，民主制度和市場的平衡已經被摧毀了。一方面，政府大規模干預，救助銀行業，同時市場只會加劇了救助是否合法的根本問題，政府被民主制度所困擾。一般對政府的指責是，富人更富而窮人更窮了。在金融危機的第一階段，這個現像一般不會被證實。因為在這個階段，負債累累的房主會被迫流浪街頭，而過去依靠風險資產投機賺錢的銀行，也只能依靠納稅人的救助勉強維持經營。
在危機的第二階段，國家被迫大規模舉債穩定金融市場以後，政府過度依賴金融市場的程度，已經導致市場和民主制度出現了公開的衝突：在雅典和馬德里的街頭，在德國的電視訪談節目，在歐盟峰會上，在大選的競選活動中。民主制度的探照燈現在指向了金融市場——可能只是一張每天進行數以十億次交易的網絡。金融市場的每個抽動都會引起分析、恐慌、歡呼或指責，同時，政府的每個行動都會被以是否有利於市場來評價。
政府嘗試保護搖搖欲墜的金融系統，實際上是增加了其對金融系統的依賴性，甚至可能導致政策被兩個“主權”所影響：人民和債權人。債權人和投資者要求政府降低負債水平，同時維持經濟增長；而希望找到工作，經濟繁榮的人民卻發現他們的政府越來越關注債權人的利益。街頭的力量不是利益集團的對手。結果是，金融危機變成了一次民主制度的危機，在危機中的人民比其它所有危機中都有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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