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國的國民儲蓄率屬全球最高之一，但講到中國的高儲蓄率，很多人通常會以為由於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老百姓增加儲蓄主要是為了養老。中國的高儲蓄率甚至為發達國家所詬病，因為中國多儲蓄少消費，導致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但事實並非如尋常想象的這樣簡單。中國百姓的實際儲蓄水平並沒有表面數據反映的那麼高，通過儲蓄來養老或許根本無法實現。
對高儲蓄率的三點澄清
如果對經濟學意義上的“儲蓄”或“儲蓄率”計算方法不了解，就很容易對儲蓄率的概念發生誤解。經濟學上的“儲蓄”通常是廣義的，包括銀行存款、手頭的現金、買基金等理財產品、買保險等金融投資，還包括買房等固定資產投資，前者可以概括為“金融儲蓄”，後者則可統稱為“實物儲蓄”。
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金流量表”推算，2008年居民的金融儲蓄約5萬億，實物儲蓄約2.18萬億。為了便於統計，通常用“總儲蓄=總可支配收入-總消費支出”來計算，仍以2008年為例，居民總儲蓄=18.24-11.06=7.18（萬億）。至於儲蓄率，則通常有兩種表述方法，一種是總儲蓄除以總可支配收入，另一種是總儲蓄除以GDP。
所謂的中國高儲蓄率，一般是指國民儲蓄率，它是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之和除以總可支配收入或GDP，如2008年國民總儲蓄與總可支配收入之比達到51.3%的歷史高點，而同樣口徑的國民儲蓄率，1992年時只有36.3%，儲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和企業儲蓄的增加。
因此，需要澄清的第一點，是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在1994年之後，主要是政府和企業儲蓄比重不斷提高，而居民儲蓄佔GDP的比重，則一直在20%左右徘徊。所以，不能因為國民儲蓄率過高就認為是居民儲蓄過高造成的。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中國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明顯存在低估現象，即分母被估小了，則居民儲蓄率被高估。仍以2008年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出版的《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上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08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約為13萬億（抽樣調查結果），而《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資金流量表”顯示，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18.24萬億，兩者竟相差5.24萬億！可見抽樣調查的結果遠低於修正後的結果。而修正後的結果，仍然存在被低估的嫌疑（見王小魯的相關研究報告）。
同樣，根據國家統計局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1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不足20萬億，這顯然又是被低估的數據，因為按2008年18.24萬億的基數，累計三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可能不足10%。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導致居民儲蓄率被高估。
需要澄清的第三點，是由於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城鄉居民中金融儲蓄和實物儲蓄總額的很大一部分屬於少部分人。中國銀行業從未披露城鄉居民存款的結構，比如，存款額在1千萬以上、100萬至1千萬、10萬至100萬、10萬以下的儲戶數量各為多少，但我們可以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數據來大致推算不同收入階層的存款佔比。
仍以2008年為例，修正前城鎮居民中10%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數為43613.75元，則按當時城鎮人口規模的6.0667億推算，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總額為2.65萬億，又假定修正後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被低估的5.24萬億中的80%是屬於10%城鎮最高收入群體的，則這部分群體（佔總人口4.57%）的可支配收入總額為6.84萬億，即佔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37.5%。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國家統計局修正後的可支配收入總額數據仍可能低估，則實際收入差距更大。換言之，導致中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因素的少數人暴富的結果，大部分人的儲蓄規模很小。
大部分中國人積蓄過少難以養老
截至2011年底，中國央行公布的個人存款（包括儲蓄存款、保証金存款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35.8萬億。而根據前面對2008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結構的分析結論，即佔總人口4.57%的群體擁有37.5%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保守判斷5%的儲戶佔有銀行個人儲蓄總額的40%，則剩下的21.5萬億余額如果被13億人均分，人均儲蓄額就少得可憐。因此，如果對舉世公認的高儲蓄率國家的收入和儲蓄結構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大部分中國人，無論是收入還是積蓄都難以承受未來為自己養老的負擔。而中國目前的養老體系中所謂的三大支柱幾乎沒有個人支柱的養老保險，而農村的所謂“新農保”規模只有500多億，僅覆蓋1億多農民，且規模還是杯水車薪。
對此，不妨比較一下美國有關儲蓄率和養老金方面的數據。美國的超低個人儲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責，認為是消費過度。但如果對美國個人儲蓄率與美國的經濟景氣度做相關分析，會發現個人儲蓄率與經濟景氣度逆相關。如美國2000年之後隨著經濟的增長，個人儲蓄率大幅下降，在次貸危機之前跌至負值；而次貸危機之後，個人儲蓄率又開始上升，這說明個人行為還是理性的。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個人儲蓄率的變化並沒有對其未來養老產生多大影響，因為美國的養老金體系非常健全，美國僅個人退休賬戶(IRA)的規模就達到4.9萬億美元，折合31萬億人民幣，但美國的人口不足中國四分之一。因此，從養老的角度看，美國個人儲蓄率要遠高於中國。
如果再比較一下中美兩國的政府與企業層面為個人提供的養老保障，則差距更大。首先，中國養老金的構成存在嚴重缺陷，即接近90%的養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業保險及企業年金等佔比很少，全國企業年金總規模約2800多億，佔整個養老金余額的比重也不足10%，商業養老保險余額也僅約1215億。而美國養老金來源主要是靠企業（雇主設立養老金），其總資產是政府養老金的5倍。目前中國養老金的累積額僅3萬多億人民幣，佔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個層面養老金相加的總資產超過18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超過120%。因此，中國眼下無論是居民自有儲蓄還是政府和企業提供的養老金，其規模都不足以為未來老齡人口提供養老保障。
現有金融體制對居民儲蓄的雙重損害
如前所述，居民儲蓄包括金融儲蓄和實物儲蓄，金融儲蓄主要包括銀行存款、股票投資、買基金等理財產品。由於利率市場化改革遲緩，居民存款的負利率成為常態，存款不能實現保值，更無法實現增值了。更何況過去10多年貨幣供應量的超常增長，使得居民儲蓄進一步被稀釋。而投資A股和購買基金產品則被証明是給居民帶來更大傷害的一種“金融儲蓄”手段了，因為過去10多年A股的指數漲幅幾乎為零，而H股的漲幅超過5倍。其原因在於，第一，國內金融管制過多，人為維持低利率，導致上市公司分紅率很低甚至沒有分紅，銀行和企業實際上在掠奪儲戶和散戶利益；第二，低利率和金融產品的發行管制，成為股票發行定價過高的主要因素，導致一級市場以機構為主的原始投資人長期暴利和二級市場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長期虧損。
而在“實物儲蓄”方面，從過去10年看，大部分實物投資都能獲得不菲的收益，如買房的10年收益率在5倍以上，黃金投資也在3.5倍左右，而珠寶、古玩字畫等的投資回報率就更高了。其原因還是在於中國經濟投資拉動模式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制，貨幣超發和泛濫導致不少實物資產價格暴漲。但對於居民而言，參與“實物儲蓄”的群體同樣符合5%的人擁有40%的實物投資品的結構，即絕大部分居民只有少量實物儲蓄或沒有實物儲蓄。同時，由於實物儲蓄在整個居民儲蓄中的佔比不大，因此也難以彌補金融儲蓄造成的虧損。對於大部分居民而言，對住房具有剛性消費需求，而他們前期選擇了收益率為負的金融儲蓄，反過來面對已經高企的房價，就更不具有購買力了。
因此，目前的金融體制對於大部分居民而言，其受到的傷害實質上是雙重的，即金融投資虧損與住房消費能力不足。今後如何能夠快速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讓投資者在金融資產投資方面獲得正收益，確實需要抓緊研究對策。其中，利率市場化改革是繞不過去的坎，只有實現了利率市場化，才能讓扭曲的資產價格、貨幣價格得以回歸常態，才能制約尋租行為和從根本上減少多重利率導致的腐敗，才能讓投資者與銀行、企業之間合理分享投資回報。
此外，增加養老金規模也是應對快速老齡化的當務之急。有人說中國發展養老事業時間較短，不像美國有百年歷史，故養老金規模偏小不足為慮。但問題在於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顯現，老齡化壓力越來越大。目前養老金發放已經是寅吃卯糧，養老金缺口會越來越大。
面對中國未富先老的社會結構問題，必須採取超常規的措施來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可以通過兩大途徑來增加養老金的來源，一是農村土地流轉改革設計時，可以考慮從土地流轉收益中法定提取一定比例作為出讓戶的養老金；二是國有股權轉讓收益中可規定提取一定比例用於彌補全國和地方養老金缺口，比如，央企股權轉讓收益的一部分歸全國社保，地方國企的股權轉讓收益的一部分歸地方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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