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的惡化，引發國內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擔憂。每當談及國內的債務危機，就會有專家拿國際上通行的負債率、外債清償率等指標，來證明人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放下中國巨額隱性債務及這些債務會否引發危機這些問題不談，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是：即使不發生危機，持續累加的債務也存在著非常大的危險性。
債務的一頭是政府投資。眾所周知，近年來，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正是由於政府主導的大項目、大工程的密集上馬，才導致了債務的快速累積。問題是，這些投資是否都有必要？這些投資是否經過了充分的科學論證？這些投資的社會效益是否達到了預期？這些大工程的質量是否得到保障？
當追問這些問題的時候，常常會發現，答案並不令人欣慰。比如，日本新幹線建造以前，僅論證等前期工作，就長達6年，而國內的一些項目僅僅某些人一拍腦殼就匆匆上馬。
債務的另一頭是消費。當投資足夠大的時候，必然擠壓消費。我們知道，政府並非一個盈利機構，其投資來源無非是稅費收入、發貨幣、發債等等，尤其前兩項，很容易壓縮民眾的收入，稀釋民眾的財富，不僅導致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逐步下降，還會導致整個經濟結構走向畸形。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歐美股市即時在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仍然比中國股市走得好。一個被忽略的根源性問題是：歐美是消費拉動經濟的國家，要想保持旺盛而持久的消費力量就必須實現民富，就必須通過各種渠道（包括股市）讓民眾受益，通過各種方式增加民眾的福利。而中國是政府投資拉動型的國家，要投資就必須多方籌集資金，或增加稅收，或增發貨幣或從股市吸錢。這是由中國經濟的錯誤定位和畸形的增長方式所決定的。因此，中國股民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能得到相應的回報。
顯然，債務並非到了引爆危機的時候才有害，在它形成的過程中，就已經在對民生、對消費造成擠壓效應。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投資與消費在GDP中的佔比，就會發現這種擠壓效應是如此分明。上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國投資佔GDP的32%，到2009年，已上升到了47%。而同期我國消費佔GDP比例則一路下行，從50%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5%。消費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美國則高達76%左右。
上大工程、大項目，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大GDP增速，累積個人政績，便於今後的升遷。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滋生出各種各樣的腐敗。有些工程項目甚至就是為個人謀取私利量身定做。
有了這兩大推動力，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是何等強烈。為了投資，他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從1月4日國家審計署發布的報告中不難發現，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規為464.75億元債務提供擔保，而融資平台公司更是違規抵押或質押取得債務資金731.53億元。當地方政府不惜通過違規的方式籌集資金來做大投資，就容易導致債務更快地擴張。
歐債危機的源頭是高福利，是過度關懷民生所致，這種危機對民生的傷害很小，而中國式債務危機隱患的源頭，則是投資，是蠶食民眾福利的，這種債務一旦累積到引爆危機的程度，則會對民生構成重大傷害。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更應該對日漸累積的債務問題抱以足夠的警惕。
（注：原文發表於2012年1月5日的《上海證券報》頭版)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