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一
在跌宕起伏的21世紀，能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當首推凱恩斯和哈耶克。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之後，凱恩斯薄薄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出版就風靡世界，其理論和政策主張紛紛被西方各國政府所接納和採用，從而對戰後西方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乃至經濟和社會體制的運行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50初，西方各國從1929～1933的大蕭條中徹底走了出來，隨之世界經濟進入一個較長時段的高速增長期，於是，就有了西方世界戰後近40年“凱恩斯革命”經濟繁榮之說。
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8年後，時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哈耶克教授出版了他的小冊子《通向奴役之路》。這部小冊子一出版也立即震驚了世界，一方面喚醒了世人包括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央計劃經濟的迷夢，另一方面，這部小冊子中所宣揚的現代自由社會的基本理念和原理，也實際上為許多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所接受，其中包括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在《通論》和《通向奴役之路》出版之後，整個20世紀後半期以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好像就圍繞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的思想和政策主張而展開。從1929～1933年的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到1973年的石油危機及70年代西方各國的經濟衰退，凱恩斯本人的理論以及後來不斷擴充和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幾乎支配了整個西方世界經濟理論界。《通論》的出版和問世，創生了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組建演變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分野。繼而，西方各國的經濟學界幾乎人人都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主張，也成了戰後西方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的不二選擇。正是因為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巨大影響，美國總統尼克鬆在1971年曾說：“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甚至到了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還在說：“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凱恩斯主義者”。
但到1973年，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西方各國出現了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西方各國經濟出現的“滯漲”（經濟增長停滯和下滑與通貨膨脹並存）現象，被認為宣布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破產。隨之，以弗裡德曼為領袖的貨幣主義和哈耶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行其道，哈耶克、弗裡德曼所堅持和弘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也隨即佔領了世界經濟理論和思想的“制高點”，成了美國裡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夫人保守主義政府執政和施政的基本信念。1989年哈耶克90歲生日時，撒切爾夫人曾寫信稱讚他道：“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其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裡根總統不僅公開承認受哈耶克和米塞斯思想的影響，而且在裡根政府六大部門聘任的74位經濟學家中，有20多位是哈耶克所發起創辦的Mont Pelerine Society的成員。
1962年在芝加哥為哈耶克夫婦舉行的一次送別宴會上，弗裡德曼這樣評價哈耶克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貢獻和影響：“歷史上不乏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且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一樣不僅對美國而且對整個西方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後，在西方世界，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開始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信奉，相對而言，凱恩斯主義似乎在全世界開始衰落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光環也一度褪去。哈耶克和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所宣揚和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在世界各國廣為傳播。到 20和21世紀之交，全世界經濟學界又似乎人人都成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奉者。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轉制，特別是原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國、越南等國市場化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似乎標志著哈耶克所宣揚和代表的自由主義理念在全世界的凱旋。隨之，哈耶克的經濟社會理論也在中國、東歐、俄羅斯和轉型國家較廣泛地傳播普及開來，為很多知識分子和經濟學人所接受。
然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演變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歷史也並沒有像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樂觀預期的那樣，終結於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一方面，在政府幹預、參與乃至統御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迅速起飛，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民主法治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似乎又在燃起了一些人對政府幹預作用的美好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以及接踵而至的2008～2009年的衰退，又使人們把板子紛紛打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屁股上。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好像又強勁地復活過來，政府幹預市場和刺激經濟的計劃，又在世界各國大行其道。中國近幾年也實際上在採取類似於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政策，並帶著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大政府體制的遺產，走向一條政府統御市場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徑。
數年前，煌煌上百萬字的《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曾預言：“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經濟衰退突然來襲，世界各國政府乃至中國政府的決策層幾乎不無例外地重操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刺激計劃與政府幹預政策，似乎再一次驗証了斯基德爾斯基的這一預言。
但反過來看，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量化寬鬆與政府幹預市場的救市計劃，最多也只能是一種凱恩斯主義的“鈴兒響叮當的勝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西方各國在利息率接近於零的極其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仍然經濟復蘇步履維艱、路途慢慢，說明西方世界實際上陷入了凱恩斯本人所說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這一格局，既証明不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似乎也証明不了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回顧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我們確知凱恩斯和哈耶克無疑是當代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位思想家。然而，也許很多人乃至很多經濟學家並沒有認識到，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均是被誤讀、誤識乃至被誤釋和誤傳最多的兩位思想大師。
先說凱恩斯。多年來，全球經濟學界一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把他與大政府、政府幹預市場、央行超發貨幣、通貨膨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刺激總需求的擴張性宏觀政策聯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凱恩斯誤認為是個國有化和中央計劃體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是個社會主義者。然而，30余年深入研究凱恩斯學說、思想和生平的斯基德爾斯基卻發現，要把“凱恩斯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逐漸演變生成的“凱恩斯主義”區別開來。在2009年出版的《重新發現凱恩斯》一書的序言中，斯基德爾斯基明確指出，凱恩斯不是國有化的支持者，不是一個宏觀調控者；凱恩斯不是永久預算赤字的支持者，實際上他希望在一般情況下政府預算保持盈余；凱恩斯並不狂熱地支持政府征稅用稅；凱恩斯不主張通貨膨脹，而是希望物價穩定，主張中央可以通過限制貨幣增長的方式達到物價穩定；凱恩斯也不認為所有失業都是由於總需求造成的。斯基德爾斯基也指出，盡管凱恩斯並不為資本主義歌功頌德，但他卻認為西方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最好的經濟社會體制之一。
由此看來，盡管哈耶克與凱恩斯在經濟理論尤其是貨幣理論和政策主張上針鋒相對，甚至截然相反，且二人發生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激烈、尖銳乃至不乏尖刻的理論論戰（哈耶克在凱恩斯逝世後還在批評對手的貨幣理論及其所帶來的“通脹”後果），但是，在堅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一基本理念上，哈耶克與凱恩斯乃至與弗裡德曼並沒有任何沖突和矛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
如果說凱恩斯的原初主張並非等同於後來在當代西方各國經濟理論中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是被過度詮釋乃至在某些方面被曲解了，那麼，哈耶克在另一方面被人們誤讀得更加厲害。由於1946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對中央計劃體制非可行性進行了深刻、尖銳的分析和批判，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憲章》中提出了“自發社會秩序”的基本理念，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中批判理性地整體設計社會制度，到晚年在《貨幣的非國家化》等著作中仍堅持批判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哈耶克被誤認為主張在人類社會制度的建構與演變上要“無為”，主張全盤否定國有制，主張小政府，甚至把他誤認為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有些荒唐的是，到目前為止，哈耶克被世人廣為理解為一個社會思想家和政治哲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所提出的經濟理論，除了零星還在美國少數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中有人研究外之外，幾乎被全球經濟學界所遺忘了。哈耶克在1988年答巴特利三世的訪談錄中亦承認:“很多經濟學家傾向於把我看成是一個（行）外人”。在中國大陸，除了一兩篇博士論文外，多年來真正研究哈耶克早期經濟思想的人也很少，中國經濟學界大多數人對哈耶克的經濟理論（除知識分工及其在社會中運用話題相關的幾篇文章外）大都不怎麼熟悉。
然而，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委員會把當年的經濟學獎授予哈耶克和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時，卻是授予哈耶克在經濟學方面的理論貢獻，以“表揚他們在貨幣政策和商業周期上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
哈耶克的經濟理論貢獻在哪裡？在21世紀哈耶克所留給人類社會的經濟理論遺產今天還有沒價值和現實理論意義？這都是我們在紀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時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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