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三
1931年1月至2月間，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做了四次關於“價格與生產”問題的講演，宣講了“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業周期理論，即時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隨著這一系列講演稿以《價格與生產》的書名出版，以及哈耶克受聘執教於倫敦經濟學院，他的寫作、思想創造和職業生涯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對此，當時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約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曾指出：1931年《價格與生產》的出版，使哈耶克即時成了“沖入英美經濟學家視野中的一顆耀眼的彗星”。對於這一點，哈耶克在晚年也曾回憶說，在“40年代中期，應該說我很自負，覺得自己很有名，是有過大論戰的兩位經濟學家之一：一位是凱恩斯，一位就是我本人”。
為什麼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在20世紀30-40年代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這一方面是因為米塞斯－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洽；另一方面，1929-1933年大蕭條之後西方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各國政府領導人乃至各階層的人士亟需尋求新的理論來解釋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前所未遇的那場大蕭條。這就使哈耶克的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初曾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些青年經濟學人所接受，其中包括一些後來很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劉易斯、卡爾多、勒納、塞爾登、保羅﹒羅森斯坦－羅丹、拉赫曼等。當時，這些年輕人都參加了哈耶克的討論班，開始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盡管後來大部分都“叛逃”到凱恩斯陣營中去了，包括羅賓斯本人，後來也改變為凱恩斯理論的信奉者，只有拉赫曼和塞爾登後來還信奉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
當時的這一情景，也被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注意到了。在他的煌煌巨作《經濟分析史》中，熊彼特高度讚揚了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這一本小冊子的理論貢獻。熊彼特認為，哈耶克所構建起來的新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和工業波動理論，“在英美經濟學界廣為傳播，並獲得了任何嚴格的理論著作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的巨大成功”。熊彼特還認為，讀者的好惡絲毫無損於它的說服力，而“起初出現的強烈批評性反應，無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響而已。到後來，經濟學界幹脆對這一理論置之不理，而轉向了其他領袖人物和其他話題了”。在一條注腳中，熊彼特還補充道：“盡管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些經濟學家的理論著作也取得了成功──如張伯倫的《壟斷競爭》，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且時間更久，最終影響也很大，然而，他們卻並沒有像哈耶克的著作那樣令人嘆為觀止。凱恩斯的《通論》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大得多的成功……但主要是歸因於以下這一事實：它的論証適應（implemented）了許多現代經濟學家的一些強烈的政治偏好。而哈耶克在政治上則是逆水行舟。”
熊彼特這裡提到的哈耶克《價格與生產》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商業周期理論最初所遭到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他的經濟理論宿敵、時在劍橋執教且為英國《經濟學雜志》主編的凱恩斯。凱恩斯曾這樣譏諷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事實上，這本書在我看來是我所讀過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雜燴之一……它是表明一位剛愎自用的邏輯學家如何以錯誤開始且在一片喧囂中收場的特例。”
另外，哈耶克的另外一個好友弗裡德曼也不喜歡和讚同哈耶克的經濟學。譬如，1995年，弗裡德曼曾向一位哈耶克的傳記作者艾本斯坦（Alan Ebenstein）說：“我要強調的是，我非常讚賞哈耶克，但不是讚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另一方面，《通向奴役之路》確實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他（在政治理論方面）的著作是最偉大的。”弗裡德曼還具體解釋道：“我從來沒弄明白，他們（倫敦經濟學院）為什麼會對後來以《價格與生產》為題出版的那個系列講座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對它沒有什麼感覺……他（哈耶克）從來沒有完全擺脫米塞斯的方法論觀點的影響。這些方法論觀點的核心內容是：決定和驗証理論的時候，事實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他們關心的只是解釋理論，而不去驗証理論，因為他們認為，構成經濟學基礎的假設都是些不言自明之理”。
正如弗裡德曼不喜歡不讚同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一樣，哈耶克也不讚同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盡管哈耶克與弗裡德曼一樣對二戰後西方各國政府所採取的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擴張政策都進行了持久和尖銳地批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一條戰壕中的戰友──但是，他也對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經濟學理論開了一些“橫炮”，進行了一些學理性的商榷和批評。
譬如，1980年發表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讀者來信中，哈耶克就說：“最近風靡全世界的貨幣主義，不過是給古老的‘貨幣數量論’安上一個好聽的名字而已。”他還認為，弗裡德曼以及“貨幣數量論”的主要問題是它過於“簡陋”。這種理論“沒有說明，貨幣供應量到多少才算是恰當的”。之前，在1978年出版的《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哈耶克也指出：“在我看來，貨幣主義理論在所有情形下都會面臨到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強調貨幣數量的變動對價格總水平的影響，因而使人過分地只是關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債權－債務關系的有害影響，卻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貨幣數量對相對價格的結構所產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響。因為這會扭曲資源配置，尤其是會導致投資向錯誤的方向配置。”
在同一文章中，哈耶克還進一步解釋道，盡管弗裡德曼“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們幾乎在所有問題上幾乎都意見一致，只有在貨幣政策上是個例外”。哈耶克認為，弗裡德曼“總是從統計數字、總量和平均價格水平的角度思考問題，實際上並沒有看到，通貨膨脹是由於扭曲了相對價格的結構才會導致失業。如果我們經歷過長期通貨膨脹，由於價格結構已經發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錯了方向，那麼，大規模的失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最後要指出的是，正如弗裡德曼批評哈耶克和米塞斯只注重理論的邏輯推理而不注重理論的實証檢驗一樣，哈耶克素來不同意弗裡德曼的實証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以至到20世紀90年代初辭世前不久，哈耶克還悻悻地說，他這一生只有兩大憾事：一是沒能對凱恩斯《貨幣論》中的觀點展開更強有力和更有效的批駁，一是沒有對米爾頓（指弗裡德曼）的《實証經濟學文集》）進行批判。在哈耶克看來，弗裡德曼的這本文集實在“是一部誤人子弟的著作”（a dangerous book）。
凱恩斯和弗裡德曼，是哈耶克兩個私交甚篤的朋友，也是他的經濟學理論的兩個終生宿敵。在20世紀人類經濟學的殿堂中，似乎有著講不完的這樣的“經濟學儒林逸事”。更為重要的是，對今天世界各國政府來說，尤其是對處在經濟社會大轉型期的當下中國來說，哈耶克、弗裡德曼和凱恩斯各自的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有著切實的可選擇意義。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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