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二
上一篇專欄中，我們把哈耶克與凱恩斯放在一起回顧了哈耶克的理論貢獻。之所以這樣做，是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盡管哈耶克最初是受奧地利學派的卡爾‧門格爾、龐巴維克尤其是米塞斯1912年出版的《貨幣與信用原理》的影響而形成了他的經濟思想的，但在20世紀30年代後，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幾乎是在直接受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魏克塞爾的“中性貨幣”和“自然利息”理論的影響並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中逐漸形成和不斷發展的，以至到晚年哈耶克部分和短暫地回到貨幣理論與通貨膨脹問題研究時，他還念念不忘批判凱恩斯。
1921年哈耶克從維也納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後，受米塞斯的影響，開始研究貨幣商業周期問題。1929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在這本著作中，哈耶克分析了信貸擴張與資本結構的影響，從這一視角研究商業周期產生的機理。這本書出版後，即被時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的羅賓斯發現，並大為讚賞，隨即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到倫敦經濟學院舉辦了系列講座，並直接聘任哈耶克任經濟科學和統計學教授。這次系列講座促成了哈耶克的第二本經濟學學術專著《價格與生產理論》，並於1931年用英文出版。1929～1933年大蕭條後，哈耶克在1937年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並在1939年出版了《利潤、利息和投資：兼論工業波動》一書。經過數年的深入思考，哈耶克在1941年出版了他付出極多研究精力的重要著作《資本純理論》。
除了上述著作外，這一時期，哈耶克也在英國《經濟學雜志》（Economic Journal）和倫敦經濟學院院刊《經濟學人》（Economica）等世界頂尖經濟學刊物上發表了30余篇經濟學理論的論文，一方面闡釋了自己的貨幣、資本與商業周期理論，另一方面也對凱恩斯的貨幣與經濟理論進行了激烈和全面的商榷。因此，可以認為，哈耶克這一時期的經濟理論正是在與凱恩斯的商榷和論戰中不斷深入和完善起來的。
20世紀40年代之後，哈耶克轉向了政治哲學、心理學、法學和社會理論的研究，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1946）、《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8）、《科學的反革命》（1952）、《感覺的秩序》（1952）和《自由憲章》（1960）等。自20世紀50年代後，哈耶克幾乎再沒有回到純粹經濟理論研究，只是在看到了1973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中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即“滯脹”）並存的局面，在1976-1978年間寫出了一本《貨幣非國家化》，再次批判和反思凱恩斯本人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並對西方國家20世紀70年代後的通貨膨脹和貨幣改革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設想。
從思想史上來看，盡管“貨幣中性”早在18世紀大衛‧休謨的貨幣數量論那裡就已經提出，但是在《價格與生產理論》中，哈耶克把它歸功於魏克塞爾。哈耶克認為，保持貨幣中性（即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相等）是實現市場經濟自動均衡和價格體系穩定的條件。如果央行增加貨幣供給，人為地降低實際利率，就會扭曲生產的“自然結構”，導致社會資源的錯誤配置。
基於貨幣中性和自然利率的理論假說，哈耶克中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理論：根據龐巴維克的“迂回”（roundabout）生產理論，哈耶克把生產結構分為從最終消費品到各種“中間產品”（哈耶克有時也稱之為“生產者物品”，即producers’goods）生產的一個時序生產階段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一邊代表生產結構的時間維度，即生產的迂回程度，三角形的另一個直邊，代表生產階段，而每個階段的垂直高度代表尚待完成的生產過程的貨幣的價值，而三角形的斜邊，則代表整個生產過程產生出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價值。按照這一“哈耶克三角”，生產越迂回，即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要的中間產品階段越多，越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因而也會有更大的貨幣總量。
按照哈耶克這個復雜的貨幣、利息、投資和整個經濟的生產結構理論，如果一個社會的消費者時際偏好發生了變化，即人們更偏向於未來消費，則儲蓄會增加，利率會下降，這樣會刺激企業家增加投資，社會資本會投向“資本化程度更高的生產”（more capitalistic-methods of production）的生產，即對接近於生產最終消費品和耗時較短的“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階段的投入則減少了。結果，整個社會的生產結構鏈條更長了，因而也更加“迂回”。相反，如果人們對現下的消費更得看更重，則儲蓄會減少，利率會上升，企業家的反應是減少生產的迂回程度，資本會投向用於直接消費品的生產和“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生產的鏈條會減短，從而生產的“迂回”程度也會自然降低。由此，哈耶克認為，在一個不為政府和央行的貨幣政策人為擾動的市場經濟中，人們對當下消費和未來消費的時間偏好率的變動會自發地引致利率的變動，這種利率的變動，會引致迂回生產階段的自然調整，像一把扇子一樣不斷地打開或折疊，但並不會造成“工業波動”和“商業周期”。
根據上述認識，哈耶克還特別強調，要把消費者時際消費偏好所引起的利率變化，與政府所主導的信用擴張所引起的利率變化嚴格區別開來。如果通過央行擴大貨幣供給而幹預市場過程，會人為地降低利息率，把實際利息率人為地壓低在自然利率之下，這樣會給投資者一些虛假信號，激勵他們增加資本投入，並把資金投向遠離最終消費的“資本化程度較高的生產”，使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更加迂回，從而導致資源的錯配，創造一個人為的經濟繁榮。
哈耶克還認為，盡管通過央行擴大貨幣供給而人為壓低利率的做法，短期內會降低失業率，增加產出，但是這個過程是不可持續的，從而這種繁榮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當利率被人為壓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時，原來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了，這會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資源被過多地錯配在生產高階資本品的項目上。這樣短期會造成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現在世界各國則用PPI來衡量），這些行業的工人工資也會上漲。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對消費的時際偏好並沒有改變，等人們獲得這些新增貨幣時，發現利率已被人為地壓低，會增加對直接消費品的需求，人們消費需求的增加，又會導致消費品物價（現在則用CPI來衡量）的上漲，從而造成全面的物價上漲。
但是，這種人為壓低利率下的“虛假信號”所造成的資源錯配，遲早會翻轉過來：即期消費品不足，而迂回生產階段則過長，資本品的投資不是“過度投資”，而是“不當投資”。這種不當投資的結果，是因為投到“高階資本品”生產階段的資本過多，導致產品過剩。最後，到這些不當投資企業的產品滯銷，經營虧損時，最後就不能償付銀行的貸款了。這樣一來，待到銀行貸款需要進行“清算”的時候，整個金融系統和生產過程就會突然斷裂，大蕭條隨即就會到來。
對於這種貨幣、信用、投資和商業周期理論，193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人》上發表的《儲蓄的“悖論”》一文中，哈耶克曾概述道：“生產設施過量擴張的過程一旦被開啟，那麼，除非經由一場以失業和消費需求下降為特征的危機，從而釋放出起碼能使已經擴大的生產設施完工所部分需要的資源，否則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在哈耶克看來，現代社會的任何一次經濟危機，實際上都是對之前在政府幹預下社會“不當投資”的一種清算，也可以認為每次大蕭條都是政府幹預貨幣和市場過程的一個必然結果。
依照哈耶克和新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的邏輯，也可以反過來認為，任何一次經濟衰退，對人類社會實際上也是一劑良藥：在政府信用擴張和央行人為壓低利率所導致的短期虛假繁榮中，資源被錯配，生產結構被扭曲，這樣，每次經濟衰退，實際上都是對政府信用擴張和央行“超發貨幣”所導致的資源錯配和生產結構扭曲的一種“逆轉”，從而蕭條後的經濟復蘇也必定清理“不良投資”，因而是向消費者時際偏好與資源可獲性相一致的資源配置的一種回歸。
哈耶克的這一經濟理論邏輯，他終生堅持不變，以至到1976年出版的《貨幣非國家化》一書中，哈耶克還堅持認為：“貨幣政策更可能是經濟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藥。因為，貨幣當局很容易屈從於廉價發鈔的訴求，從而將生產引向錯誤的方向，這必然產生一些不良後果，而不是有助於經濟從某些方向的過度發展中解脫出來。”
哈耶克已經逝世二十年了，在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大衰退後西方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的當今世界，尤其是在為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而採取了極度信用擴張的貨幣政策促動投資急遽膨脹的當今中國，哈耶克的這句話，實在值得各國政府領導人尤其是中國政府決策層及靠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們認真反思和玩味。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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