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十年前吧，有一次我在紐約參加一個聚會。那時候，
我還是一個純正的自由市場制度的教徒。席間有美國朋友問我：你對資本主義怎麽看？我非常自豪地回答道：自私的市場能夠導致共同的福祉。我本來期待贊揚。可
是那個朋友狐疑地看著我：真的嗎？可是自私在這里從來沒有過這種作用。我鬧了個大紅臉。
在後來我無意間讀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先生的作品《咆哮的九十年代》，其中的內容已然大多忘卻了，但是我深刻記得的，是他在書中對於
克林頓時期的“經濟解禁”（Deregulation）政策進行了炮火猛烈的攻擊。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對於市場自由的放鬆，也可以是有害的。而今天，從美
國到歐洲全面蔓延的經濟危機，顯然已經證明瞭斯蒂格利茨教授的預言是正確的。可是我仍然對於教授是很不忿的。因為這樣的論斷在中國開起來是多麽地奢侈。我們連起碼的自由市場都沒有，解禁能帶來怎樣的壞處呢？
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逐漸瞭解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確充滿了極大的矛盾，而整個歐美的國家政策重點，幾乎就是在這二者之間尋找平衡道路的過程。平衡，是可能的嗎？
已故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不朽巨著《戰後歐洲史》的作者托尼•朱特在2010年的遺著《沉痾遍地》中所要尋找的答案，正是這樣的一種平衡。從我個人而言，我想稱他為“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朱特是懷舊的。在整本書中，他幾乎都流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輝煌里。在凱恩斯主義與羅斯福新政的光環下，“信任、合作、累進稅和乾預主義的國家 在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給西方社會留下了什麽？簡單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榮、社會服務和更加平等。”的確，在新世紀光臨之前的50年時間里，西 方，尤其是歐洲，建立了一系列福利國家的模版，通過高額的累進稅，強制性地在社會中製造了相對的平等，卻並沒有損害民主國家的本質。那是歐洲的黃金時代。
但是，今天的歐洲，尤其是美國，顯然已經沉淪在新一輪的不平等的狀態之中。在經過幾十年的繁榮之後，福利國家幾乎必然所帶來的經濟活力的喪失，導致 了歐洲普遍的社會改革。而開啟那個時代的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他們的主要手段就是對國家所強制管制的許多政策松綁，允許企業進行自由競 爭，並且，在許多領域中，將國家福利的包袱甩給了私營企業，進行了私有化。在英國的布萊爾和美國的克林頓時期，這種政策登峰造極，的確帶來了西方資本主義 的空前繁榮，創造力極大激發，全球化狂飆突進。但是，這個時期同樣帶來兩個嚴重的後果：其一是社會的貧富分化再次加劇；其二是政府的角色退化，公共功能減 弱。朱特寫道，凱恩斯相信“如果資本主義的運作被縮小到僅僅是為富人提供變得更富的手段，那麽，資本主義就不能生存下去”。
當然，朱特的能力並不僅僅止於懷舊的感嘆和憤怒的指控，他要充當的是滅法時代的救世巫師。他的藥方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個妥協，它 意味著接受資本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作為框架，在這個框架以內，迄今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現在將會得到解決。”國家作為公共福利的承擔者，必 須提供多數的公共服務，例如郵政和鐵路；而經濟計劃，在民主的前提下不必擔心被指控獨裁，應該擔任更大的作用；福利國家的前提是正確的，只是必須在自由的 前提下進行。
如果簡單地歸結朱特的理論就是：保證競爭性市場的自由；政府承擔多數的公共服務功能；增加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福利國家的再分配製度實現相對平等。
我不知道朱特對於中國的研究有多少，顯然他在這本書中幾乎是忽略中國的。盡管我相信對於中國未來的建設在許多原則上會與他的理論驚人地相似，但在藥方上卻是令人恐懼地無法接受。中國現在面臨的局勢是二戰前和冷戰後歐洲問題的總和，面臨著自由赤字和平等赤字的雙重困境。
今天中國的國家制度控制著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的幾乎所有領域。它包辦了所有的公共事務和大多數的經濟事務。中國從來沒有像歐洲那樣把公共服務交由 私營企業來經營，而是自始至終由國家來承擔。在1978年之後看似有些公共服務交由企業來經營了，實際上仍然是由國家控制的國營企業來運行。
國民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公共服務根本無從置喙，更無從談到什麽選擇了。而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是否能夠得到提高，關鍵在於公眾是否有機會能夠參與到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監督之中。顯然，對於所有的公共事務，公眾沒有任何途徑得以參與。
在缺乏自由的前提之下，談公共服務應該由誰來提供的問題，無異於天方夜譚。朱特在其藥方中提到鐵路經營權的問題，他認為鐵路應該由國家提供服務，因 為私營企業罔顧了許多未能獲得利益的少數人的需求。但這個案例恰恰說明瞭在中國這個藥方是多麽地令人恐懼：我們的鐵路服務本來就是由政府提供的，但是它帶 給了我們7•23，帶給我們奢侈動車，帶給我們劉志軍。
自由赤字根本使我們無法信任任何公共服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許多政府服務機構經常埋怨公眾對於公共服務吹毛求疵：可是既然政府已經包辦了所有的事務，難道它不就天生地應該對所有的事務負責任並且接受所有的抱怨和攻擊？
而我們的平等赤字同樣地令人恐懼。朱特所描述的西方社會倫理衰退，自然是合理的。由於解禁政策的普遍施行，拜物成為了世界通行的宗教。所有世界的英 雄人物都只蒼白地剩下了一群靈魂空洞的企業家，無論他們發家的過程多麽地暴力與無恥。但是那個社會里至少還有法律與公民社會進行平衡，而福利國家的百足之 蟲，依然庇佑著天下的寒士。
但是如今中國這個社會已經變成了17、18世紀的資本主義了。一方面我們是“英雄不問出處”，在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帶著原罪的情況下，國家放任殘酷的 叢林法則肆意橫行，唐駿、禹晉永之流不受懲罰地成為致富的典型，以非理性的財富追逐刺激整個民族的金錢游戲，從而破壞市場的基本準則；另一方面自由匱乏下 的權力與資本的瘋狂結合，無休止地吞噬中下層民眾的生活資源，持續推動少數人不斷上行和多數人不斷下行。在資源分配的本身已經天然不合理的情況之下，再分 配的機制並不是提供福利，而是提供少數人的優先占有權，平等形態自然日益惡化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是平等，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穩定和幸福的國家。但中國缺乏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提。
巫師朱特在書中寫道：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也是不穩定的社會。不平等會引起內部分裂，而且，遲早會引起內部鬥爭，其結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對於中國的前途，許多人有各種各樣的幻想，卻唯一沒有這樣的預言。崩塌社會的摧毀力是無方向的、隨意的和狂躁的，它並不區分人群和階層。就好像盧旺達的屠殺一樣，到最後並沒有胡圖族或圖西族之分，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敵人。無人幸免。
我知道，朱特的思維要比我這里談到的問題要深邃得多。一個失衡的世界里，人的信任感喪失，彼此防備；一切以商業為唯一目的的社會中，道德的正當性不
復存在，等等。可是我寧願用最簡單的思維來套用中國的現實：在自由與平等之間，我們擁有了什麽？我們到底該如何？我們的道路在哪裡？還是朱特的結尾結得好：“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知道錯在哪裡，那麽，我們必須根據這個知識行動起來。眾所周知，哲學家迄今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關鍵是改變世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薛莉）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