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孫滌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港人常說“有錢縱然不是萬能，沒錢可是萬萬不能的。”不過，問題不在有和無，而是發生在多與少之間。當人們不得不花時間來賺得自己的口糧、妻子的醫藥、孩子的學費，賺錢屬天經地義；然而過了必要的階段，人們是否還得在市場上沖鋒不止？錢賺到什麼地步才算有止境？
經濟學家斯基德爾斯基合寫的“賺多少才算夠”（How Much is Enough —— Money and the good life），春季出版以來引起了各界的熱烈反響。作者把討論的關鍵壓縮到了，賺錢努力的產出和投入歸根結蒂無非時間這個點上。斯氏對這個任何人都揮之不去的問題的熱忱和興趣，顯然是受了凱恩斯的預測錯誤的觸發。回顧凱恩斯在八十年前發表的一個名篇，他確實載了一個大跟斗。
凱恩斯的《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稿成1928年，發表於1930年，那年世界經濟正深陷於大蕭條，而他個人財產也虧損慘重。但是凱恩斯明確告訴人們，不必驚恐更無需絕望。他信心滿滿地預測，一百年後（2030年）英國的人均收入將再要提高四至八倍。事實上到2009年，英國的人均GDP，扣除了通貨膨脹，增加了六倍以上。
凱恩斯更看重的另一個預測，對人類社會發展軌蹟的理解卻錯得離譜。他期許，百年之後英國人的兒孫輩將從物質需求裡解脫出來，不用再為“搵食”終日忙碌不休，“經濟將不再是人類的永恆問題”。面對物質豐裕，兒孫們的經濟機遇要好得多，將更有可能追求各自的興趣愛好，用更多的時間去發展各自的心智和、志趣和才華，“每星期只需工作15小時，3小時一班……”
凱恩斯把人的慾念分成兩類，第一類源於生存的需要；第二類則源於攀比的需要——比他人顯得更優越的戮力追求。第一類慾念滿足後就不再是人們擴大生產的驅動了；而第二類慾念雖說永難滿足，但凱恩斯設想，人們會變得更智慧，第二類慾念的驅使也會趨緩。近百年來社會發展的實際歷程與凱恩斯的預測可說是全然相左。
在英國的經濟增長增加了六倍（東亞和中國則遠遠超過此數）的同時，它的子民每週的工作時間只從當年的48小時降低到了目前的38小時；1983年以來，每年的勞作也只從1700小時略微減少到現在的1640小時。況且英國人（所有發達國家幾乎同樣）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也沒有隨之而提高，還維持在1970年代的水平上。
為何如此？作者展開了解析。他們明達地指出，界定“幸福”的歧義很多，而且是主觀多變的感受，因此跨時間和人群的比較很難，且不可靠。尤其是人們的幸福感受，往往是相對其周圍可比的人（近親、近鄰、同事、同學等）的感受而存在的。要問卷調查里所有的人都要比其他可比的人幸福，在邏輯上是不可行的。舉例來說，有些非常實質性的“幸福”提升，比如，近百年來人平均壽命的大幅延長和某種流行病的成功防治，人們一旦習以為常，就不會因此感到幸福增加了，特別是看到周圍的人可能活得更長、更健康的時候。貨幣收入也類似。不過斯基德爾斯基還是給出了構成了“好的人生”的一些基本要件（basic goods）。這些“幸福的元素”，本身就獨立“自成”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更高的目的的手段或途徑，包括健康、安全、順應個性、友情、尊重、同自然和諧相處、餘暇（leisure） ，等等。
有些“元素”是很具體的，像健康和安全，缺少了的確“萬萬不能”，但更健康更安全難道就更幸福？拿居住面積為例，開放以來，上海市民的人均面積從不到3平米增加到了30平米，上海人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10倍？尤其是當看到鄰居同學超出了40平米而自己的還不到20平米的時候。另一些“元素”則很混沌，像“尊重”，就更難量化了。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的“decency（體面）”,有多少該由自己在市場裡爭取，多少要靠政府來分配？
作者把討論重點放在了時間的分配上，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人們該怎樣來把握，花多少時間在掙錢上，多少時間該歸自己來支配的餘暇。 Leisure 或許有更好的譯法，按斯氏的界定，餘暇有“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目的就在其自身）的特性，餘暇時間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在的愛好，往往是文化、藝術和知性上的高級追求，直接就是目的，而不是先花時間換錢，再用錢來購買這類活動的享受。這個重點是抓對了，賺錢和余暇的確是一對矛盾。說到底，時間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假如不是唯一的話）。老天爺很公平，對每個人都是時間定量供應，只看你怎麼分配。有人會爭辯，有了錢不就可以購買別人的時間，換取他們的服務嗎？譬如，你可以僱人來清掃房間、看護孩子，香港每到週末你看到維多利亞公園洶湧的菲傭潮，或許有道理。但是你能把刷牙、洗澡外包嗎？你對親朋的情感溝通和孩子的教育能讓人代勞？你花錢請人按摩代替不了自己的健身，更不用說，你沒法花錢請人代你來聽戲看書、欣賞音樂、旅行、打高爾夫，你甚至不能僱人來替你打麻將、看電影。沒有餘暇親力親為的話，你的愛好就無從談起，再有錢也不相干。作者於是提出他的詰問，人們不止息地勞作賺錢，始終只在準備享受人生，那麼何時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相信這個難題沒人能夠迴避。
不過，我對作者觀點頗有些質疑，這裡且提三個。
一、市場經濟已成為主流生活方式，個人的選擇恐怕只能以順應市場為主。上文中凱恩斯提到的第二類需求，即市場攀比的需要，已超越生存需要成了人們競爭的主要內容。市場的忽悠教人欲罷不能；
二、即便有點餘閒時間，未必就能夠有享用餘暇的內容。內涵的開發，能真正讓你享受到它的美妙的活動，都相當“奢侈”，學習過程很長，若不費時費心力去執著追求，很難成為你個人的興趣摯愛。所以，一般人也只得靠市場來分工，賺足夠的錢來滿足自己的攀比需要。消費奢侈品，愛馬仕的絲巾、提夫尼的鑽戒、萬寶龍的筆、保時捷的車，還有豪宅…… 從時間耗費的角度，反倒不那麼奢侈；
三、更主要的是，人們到底需要投入多少時間工作才能支持自己的餘暇？當今的世界大多數人還必需胼手胝足，終日為衣食奔忙，發達國家的民眾每年工作1400-1700小時，每周平均34-38小時，也是指他們在工作年齡段的情況。隨著社會和科技的進展，事實上人們在就業前所需要的培訓階段和退休後的壽命年限都大幅度擴張了。二十幾歲以後才開始工作、六十歲退休後能繼續活30年，是很正常的事。 1930年代英國人的平均壽命不到70歲，工作年齡段為50年（15-64），撫養年齡段20年（少齡14年+老齡6年）那時2.5:1的“支持率”，到了今天就變成了1.1:1：工作年齡段減成44年（21-64），撫養年齡段則上升到40年（20+（84-64））。生產力要是沒有任何提高的話，英國人每星期就得工作近90小時以上。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一個美國人一生（15歲以上），是怎樣分配活動時間的。花在攢錢的工作上的時間，平均不到14.86%；看電視節目的時間到有11.46%；花在教育上的時間只有1.94%；最大項的時間開支則是睡眠，則在36%左右；餘暇和運動的時間則佔了11.28%。目前發達國家（整個歐元區、北美、澳新）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健保退養的經費嚴重短缺。對策之一，是要推延國民的法定退休年齡（目前在60-66歲的範圍），引起的社會矛盾相當尖銳。
在中國，這樣的隱患也在漸漸凸顯。在“新新人口論”系列裡我曾多次提到，由於出生率劇降、醫保和健康條件的顯著改善使老年人活得更長久，中國正經歷著急速的社會老齡化。目前的城市居民，退休年齡平均在54歲左右，還是沿襲1951年以來男60歲，女50歲（公務員55歲）的退休年齡規定。其間發生的變化卻極大，當時中國人不足46歲的平均壽命，而現在已超過了73歲。所以在中國，推遲規定的退休年齡，恐怕也是遲早的事。（編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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