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09日 07:07 AM 馬丁•桑德布
聖誕前夕的拂曉時分，兩個多月前就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前面撐起來的帳篷陣仍在。與搭帳篷的示威者10月份與教堂和倫敦金融城當局的緊張對峙相比，如今全球“佔領”運動的倫敦分支的情緒相對放鬆，甚至有些節日氣氛。
沒有變的是各種訴求和口號仍然歡樂地混雜在一起。有人認為佔領運動缺乏統一的議程，因而對其不屑一顧。但抗議者對此置之不理，樂於讓每個人自己界定抗議目標。
然而弔詭的是，在雜亂的訴求中唯獨少了一樣。古往今來，“取消債務、贖回債務人”這個明確的訴求一直被放在議程的首要位置，堪稱經濟抗議運動的一個悠久傳統。今天，這個訴求卻不見踪影。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許多叛亂在取得成功後，第一項行動就是銷毀欠債記錄。在他的新書《債務：回顧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格雷伯描述了“取消債務、銷毀借據、重新分配土地成為世界各地農民革命家的標準清單。”這一次會有不同嗎？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艱難跋涉四年多後，貌似通向復甦的道路今天再一次轉向了悲觀。多數富裕經濟體在2012年最好的前景也只是經濟停滯。金融危機有很多根源，但這些根源都與信貸和債務過多有關。
隨著經濟繁榮的持續，那些預期低利率和資產價格上漲會一直持續下去的家庭和金融機構，背上了巨額債務。從2000年到2007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按揭貸款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三分之二上升至超過100%。英國家庭的按揭貸款負擔則從占可支配收入的83%，上升至138%。在七國集團(G7)的其它經濟體中，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出現了規模稍小的債務“盛宴”，但日本和德國沒有遭遇此類問題。日本仍在應對20世紀90年代債務危機的後遺症，而德國的勞動市場改革壓低了工人的工資收入。
債務積累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金融業。在歐元區，金融部門負債總額在信貸緊縮發生前夕達到了20萬億歐元，比1999年翻了一番，相當於從歐元區年度經濟產出的115%增加到了222%。
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經濟學教授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說，今天“債務已經超出了償還能力”。金融危機中出問題的許多方面，根子都在於此：債權的總額，大於直接或隱含的抵押品（無論是房價、銀行資產的價值，還是國家的經濟增長）的總價值。
如果說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新問題，那隻是因為我們忘記了過去。債務管理的重要性貫穿於整個人類歷史，這體現於，各主要宗教對於債務的取消和禁止高利貸，往往有著十分細緻的規定。 《聖經》中的“禧年”要求，每50年，賣身為奴者應當重獲自由，抵債的土地應當歸還原來的主人。
英國猶太教會領袖喬納森•薩克斯勳爵(Lord Jonathan Sacks)指出，這樣的要求“告訴我們，堆積債務，無論是集體債務還是個人債務，都應當向整個體係發出警告信號，因為債台高築是不可持續的。”
債務本身的歷史，通常被認為與定居社會一樣古老，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書寫樣本，常常都是藉據。格雷伯提出，借貸和債務比貨幣本身的歷史更為悠久。通常的說法是，貨幣的起源是為了克服實物貿易的不便，但格雷伯指出，在早期社會，市場中幾乎沒有商品的交易。但在鄰里之間有許多實物作為善意的幫助借出、借入，因此需要某種記賬單位，記錄欠了多少債務。
然而，使用通用的貨幣標明債務的金額，也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將債務關係中純屬經濟和法律的部分，與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個人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的道德層面區分開來。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一點使商業社會成為可能。
薩克斯勳爵說：“區分社區和社會的概念很重要。社區是朋友關係的邏輯，而社會是陌生人關係的邏輯。二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體現出價值：如果只有朋友沒有陌生人，那麼就會產生'裙帶資本主義'……因此希伯來聖經中並沒有說過，收取合理的利息在道德上是錯誤的，除非只是在朋友之間。”
然而從某甲和某乙之間的有借有還，進化到以貨幣計價的正式債務關係，也有陰暗的一面。它加重了債務人深陷窘境時，債權人對其擁有的權利。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觀察到：“通常的固定利息的債務，使人們在自己的財務狀況面前更加脆弱。放貸人一直被視為有問題的人物，這就是原因之一。”
確定所欠債務的等價物，既方便了提交抵押品，也方便了強佔抵押品。而抵押品在歷史上經常是債務人或其依附者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債務人的生計。有時候這一點是明確規定的。在中世紀愛爾蘭的早期法律中，債務是以婢女的數量計價的。
因此，古代的禧年和其它債務法規相當重要，它們是避免債權人依仗信貸體係將債務人霸占為奴的一種手段。格雷伯敘述道，公元前2400年左右，蘇美爾國王恩鐵美納(Enmetena)曾宣佈在王國內全面取消債務，“這是有記載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昔日債奴的）'自由'一詞歷史上首次出現在政治文件中。”
從那時以來，幾乎每次發生債務堆積之時，都會有取消債務的做法，或者出現取消債務的呼籲。在現代，支持通脹的政策綱領，例如19世紀末美國的“自由鑄銀”(free silver)運動，也扮演了類似的政治角色。
至少在最近的“大衰退”之前，發達國家的居民們都會把債務與奴隸制之間的聯繫，當作歷史上的奇聞軼事，或者窮國才會出現的荒唐事。然而二者間的關聯可能比表面上看來更加緊密。環顧目前受到經濟衰退和失業困擾的國家就能觀察到，過高的債務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限制自由的效果。
在美國，許多經濟學家表示，就業市場仍然受到抑制是因為，失業者在經濟條件較好時，本來可以遷徙到其它有就業崗位的地區，但現在由於房屋價值低於所欠債務，因而受到“負資產”按揭貸款的牽絆。現在歐元區外圍國家被要求實施（而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也自願實施）的財政緊縮措施，會讓人們失去維生手段，或者實際收入大幅減少。
先是在全球舉債浪潮中一步登天，在信貸枯竭後又被無情摔下的小國，正看到其年輕一代大批出走。赫德森教授說，冰島已經有十分之一人口移民海外。他還將拉脫維亞的按揭貸款市場的做法，與愛爾蘭早期法律體系中的擔保連坐制(co-signers and sureties)進行類比：“銀行要求借款人全家都承擔個人償債責任，所以現在許多人都舉家移民遠走他鄉。試圖在這種層面上討債，會把整個國家都趕空。”
認為債務減記的歷史，帶有適用於當今世界的經濟困境的教訓，是否有些牽強？按照希勒教授的構想，住房按揭貸款的條款應當包括“預先計劃的債務重組”。他補充說：“應該在按揭中聲明，如果你所居住地區的房價指數下跌，或者出現大範圍失業，那麼應還款項也應當降低。”可是現有的貸款合同該怎麼辦？
近年也有一些朝現代版的“禧年”靠近的適度舉動。對於家庭債務，美國已經實行了按揭貸款重組方案，但這些做法被廣泛認為並不成功。還有一種自己動手取消債務的方法，借款人把房子的鑰匙寄回銀行拍拍屁股走人，這樣做會留下不良的信用記錄，但無債一身輕。
在歐洲，最為重大的一宗債務減記舉動是“私人部門參與”削減希臘主權債務規模。同樣，希勒教授認為，本來可以通過使主權債務不那麼僵硬（例如將債務與該國的經濟增長掛鉤）來避免這種局面。 “諷刺的是，儘管我們已經這麼多次豁免債務，但我們並沒有寫明這些條款……債務的歷史就是還款不可靠的歷史。”不過最近的歐盟(EU)峰會重申，希臘式的債務減記不應成為其他國家的選項。
至於銀行，各國政府對於清償優先級債券持有人的無擔保債務的決心仍然堅定。只有冰島和丹麥對銀行欠優先級債權人的債務進行了減記，冰島別無選擇，丹麥正在後悔。在歐元區內，這種政策仍然是個禁忌。愛爾蘭的公共財政因為承擔銀行債務已經受到重創，因而對涉及次級債務的談判立場十分堅決，然而儘管愛爾蘭政府計劃對本國銀行的優先級債務（現已大部分由政府持有）進行再融資，但仍然堅決表示不會拒絕償還任何債務，也不會對任何債務進行重組。
“那該怎麼辦呢？”赫德森教授問道。他的回答是，要么進入債務通縮的過程，並將財產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頂端。要么將債務減記到能夠償還的水平，那樣的話還能維持中產階級的存在。 ”如果只有這兩種辦法，禧年或許真的需要再回到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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