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3年可能出現的經濟大圖景
1980-1985年和1995-2000年兩次美元升值前都發生了以下情況：
房地產活動和經濟數據的崩塌（1973-1975年和1989-1991年），而且銀行系統都出現了緊張情況
美聯儲實施重大寬鬆政策（1974-1976年把基準利率從13%下調至4.75%，1989-1992年把利率從9.75%下調至3%） 嚴重的經濟衰退
分別直到1980年和1995年，情況才穩定下來，債券的名義收益率才開始上漲，接著真實收益率也開始上漲。 （直到1983-1984年，10年期真實收益率接近9%，而在1995-2000年間，真實收益率在2-5%之間波動）。在這兩段時期內，處於正區間的“真實收益”毫無疑問是美元良好表現的關鍵因素。
在1980-1985年間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約一半），美國經濟一直在“滯漲的背景”中掙扎，但尤其地從1982-1983年開始，美國的通脹水平就大幅下滑，這使得債券（和廉價的美元）看起來很吸引。
在1995-2000年這個時期內，美國經濟出現了大量的好消息——強勁的經濟增長、強勁的股市表現、互聯網技術和投資蓬勃發展、以及債券市場的重振旗鼓。就像只要貼了“美國”標籤，就可以買下。
這裡最重要的消息是，對美元持續升值來說，好消息並不是必要條件，但中期的正真實收益率很可能是必須的。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利用核心PCE作為通脹水平的參考標準，同時今年8月10年期收益率快要突破3%，正區間的真實收益率已經出現，美元指數也衝高至84.75。然而，短期看來，我們的圖表顯示未來幾週或幾個月，長期收益率可能再次下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元將長期貶值，因為我們應該記住，匯率和收益率的差值是相對的交易。在這方面，我們預期，歐元區（德國）或日本不存在比美國更強勁的向正收益率變化的勢頭。然而在很短期內，美國收益率的下滑將很可能能穩定新興市場和歐元區的市場情緒。同時我們還認為，對於再次給出放緩QE的指引，美聯儲將會非常謹慎。
然而，從外彙的角度看，你會從1989-1998年這個時期內找到共鳴。為什麼呢？這是“全球市場相關關聯”的完美例子，在“美國經濟得了感冒”時，“世界的其它地方都發燒了”。 （從跨市場或跨經濟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今天的情況能與70年代末產生更多的共鳴）
在1989-1991年，美國出現了存貸款危機，美國經濟大幅下滑，美聯儲激進寬鬆，美元走弱。 2006-2008年的情況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翻版（只是情況更糟糕）。
在1992-1995年，“多米諾骨牌”蔓延到了歐洲，當時被稱為ERM的“金融架構”破裂了，而ERM在接下來的約5年裡，被稱為“歐元”的同樣存在缺陷的架構所取代了（所以最近我們就經歷了歐債危機）。接著，世界上兩大經濟區經歷的緊張形勢， 同時日本嚴重的經濟/金融市場/通縮壓力，使得我們...
在1997-1998年，下一個骨牌落在了新興市場上（尤其是亞洲和俄羅斯市場），以及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倒閉（受累於高槓桿的歐洲主權債券交易——是不是有點像最近出現的曼式國際？）。來自發達經濟體大量的流動性流入，導致了新興經濟體本地市場出現了金融泡沫。正如我們過去幾個月所看到的的，美國收益率的上漲已經導致了新興市場極為負面的市場反應。有趣的是，在1997年美聯儲只是作出了上調基準利率25個基點“小修小補”，就導致了長期收益率的大幅上漲。在1996年末到1997年4月，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約4個半月裡飆升了約93個基點。雖然美債收益率之後平穩了，並在1998年10月前一直處於下跌，但新興市場的市場動盪只是剛開始。
有趣的是，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的另一個“修補”期在1994年2月開始，當時格林斯潘上調了基準利率25個基點。這次的不同點是，格林斯潘一直持續在加息。實際上，格林斯潘在1994年是幸運的，因為：
經濟表現強勁（真實GDP增長接近5%，名義GDP增長約為7%）
失業率很低，而且就業質量好（失業率約為6.5%，勞動參與率高於66%，而且在上升）
房地產市場穩固（新屋開工超過150萬，而現在人口更多了卻只有90萬）
股票市場表現強勁（在1990年出現了20%+的修正以後，股市已經上漲了接近70%，而且直到2000年，股市還出現了5-6年時間的上漲）在這些有非常穩固基礎的經濟指標上，美國經濟可以承受接下來出現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接近300個基點的上升。現在經濟增長的勢頭比上述兩個歷史期間要脆弱得多了，而最近我們卻在4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內經歷了10年期收益率140個基點的上漲。正如在1997年，因為金融環境變得繃緊，美聯儲看起來正在撤回抽離寬鬆政策的嘗試。實際上，因為該時期內爆發的新興市場危機以及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引起的危機，美聯儲甚至轉變立場增加更多的寬鬆。
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預期，未來數週或數月將出現短暫的平靜期。這應該會導致收益率下滑，美元開始會走弱，新興市場也會很平靜。但這不會持續下去。 “潘多拉之盒已經打開。”美聯儲已經註入了關於他們對未來看法的不確定性，並導致了市場質疑他們的公信力。他們是“世界的央行”，同時新一任“領導人”馬上就要結果控制權（幾乎可以肯定是耶倫）。在過去半個世紀裡的美聯儲領導人換屆，一般都不會得到歷史的善待。
1970年至今的美聯儲主席（這個期間覆蓋了現代美國全部的三大房地產/信貸/金融/經濟危機）
1970年：Arthur F Burns接任美聯儲主席。他在1973年之前實施的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終結於通脹水平的上升（在1973-1975年，受油價飆升的推動，核心PCE水平從2.7%飆升至超過10%）。雖然2009-2010年的核心PCE只有接近1965年的1%低點，但1973-1975年的房地產市場崩塌與今天類似，1973-1974年的股市崩塌與今天類似，1973-1975年經濟活動的崩塌也與今天類似。到了1978年，Burns就離任了，接替他的是
1978年：G. William Miller接任美聯儲主席。他做得不是太好，到1979年就“開始離任”了。他延續了前任高度鴿派的政策，通脹水平再次上升，房地產市場再次翻船，股市沒有表現，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在1979年，保羅.沃克接替了他的職位
1979年：保羅 A 沃克。他設定貨幣政策極其獨立，堅持打擊通脹的政策，儘管這會導致增長放緩和失業率上升。然而，可以認為，這些“帶來痛苦的”政策，也為接下來幾年的低失業高增長“打下了基礎”。
1987年：阿倫.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接任美聯儲主席，而在接下來2個月內的一事件被認為是格林斯潘整個任期貨幣政策立場的催化劑，也就是格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簡單地說，就是股市下跌20%，美聯儲就會降息）。 1987年的股市大跌無疑是格林斯潘任期內的“開創性時刻”。在格林斯潘的整個任期內，每個“資產市場或經濟震盪”都通過格林斯潘看跌期權解決了。接著，他把這個泡沫交給了伯南克
2006年：伯南克接任美聯儲主席，就像格林斯潘一樣，在2006-2008年出現房地產市場下跌和信貸緊縮的時候，伯南克很早就塑造了自己的政策制定模式。這樣，伯南克看跌期權就出現了——雖然有QE1、QE2、OT和開放式QE的成功經歷，但伯南克最終還是開始嘗試控制它們。
2014年：那麼耶倫（或其他可能的接任者）繼承了什麼呢？ 2014年會像過去幾次美聯儲“換屆”一樣，出現一個動盪期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不會出現第二個沃克。第二個G. William Miller是不是很快將走馬上任，繼續前任美聯儲主席的寬鬆貨幣政策？我們認為這是很可能的結果。看起來，沃克是接近半個世紀以來，唯一一位激進並獨立地準備以“今天的痛苦”換取明天的繁榮的美聯儲主席。 （這很可能是沃克在1987年沒有得到重新提名的原因）。
這個時期內大部分其它人的美聯儲政策一直是“拖延問題”，製造希望的。事後看，這些政策的結果看起來都是很差的（最終導致通脹或資產泡沫），很難看出，為什麼這次的貨幣政策不一樣。
我們一直在走在可能陷入另一個“滯漲期”的邊緣。這不一定意味著，一般的統計數據和70年代的一樣。現在計算通脹的方法完全改變了，而現在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閒置產能，低質量的就業增長，和高水平的個人負債水平，製造了更小“粘性的”通脹勢頭。然而，這並不是自滿的理由。
Tracing the Great Chinese Gold Ru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