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銀：
（1994-1997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大幅波動）
Sebasian Mallaby在其著作《More money than God（比上帝還有錢）》中詳細描寫了1994年由格林斯潘引起的債市波動。 Mallaby描寫了傳奇對沖基金交易員Michael Steinhardt的經歷，還描寫了對沖基金和其它金融機構在1990-1993年間是怎麼追尋收斂交易（convergence trades）的。當時，他們進行的是期限套利交易（在美國市場借入短期資金，購買長期債券）。他們還可以進行跨國界的套利交易（在德國和美國借入資金，購買意大利和西班牙債券，因為這些國家正準備加入歐盟）。他們不斷購買受價格收斂交易影響的資產：新興市場資產，邊緣國家銀行債券。他們甚至還購買抵禦增長下滑的股票（他們認為抵禦增長下滑的股票市盈率應該會收斂於10年期利率的倒數）。下面我們會嘗試證明，今天的情況和1994年早期是非常相似的。這些交易的危險是，經濟的周期性複蘇，尤其是全球經濟的周期性複蘇，將導致收益率上升，並迫使政策制定者抽離寬鬆政策。這一切會導致所有預期最終將由國債利率定價的收斂交易，作出巨大的反應，因為槓桿會被抽離。在經歷長期貨幣寬鬆以後，當經濟周期性複蘇出現，政策制定者開始抽離寬鬆政策，市場將不惜代價地避免進行收斂交易，並避免買入那些受收斂交易定價的資產。這就是1994年市場走勢帶來的教訓。在過去幾個月，市場流行的收斂交易是：
新興經濟體信貸；
新興市場房地產；
南歐國家主權債務；
歐洲邊緣國家主權債務；
美國抵押支持證券（MBS資產）；
全球抵禦增長下滑的股票。所以，我們認為可以利用1994年指導2013年下半年投資決策。下面，我們會突出1990-1995年市場的幾個關鍵發展，並與現在的情況相對比。1990年-1994年2月從1990年至1994年早期，美聯儲一直採取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試圖刺激遭受存貸危機（S&L crisis）以後的美國經濟再通脹。而從2009年開始，我們也經歷了連續降息，甚至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
在1990-1993年，美國經濟增長仍然乏力，並經歷了一系列溫和的“小型危機”。而在過去的四年裡，美國經濟也經歷了增長乏力的階段。（勞動力市場都出現了反复的情況）
在1990年至1994年早期，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從9%下滑至5%，因為經濟衰退和通縮壓力壓低了通脹預期。另一方面，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也從2007年的4.3%下跌至2012年夏天的1.4%。
美國銀行業囤積美國國債。放貸活動仍然乏力。企業囤積現金，並償還債務。從1990年至1994年，資本大量流入新興市場。亞洲經濟蓬勃發展。就連前蘇聯也出現了巨大的資本流入。另一方面，從2009年至2011年，新興市場也出現了巨大的資本流入，雖然在美聯儲結束QE2以後，這種資本流入已經在2011年下半年和2012年開始下滑。從1990年至1994年，信貸利差不斷收窄，2009年至2013年也發生了相同的情況。從1990年至1994年，大宗商品價格仍然維持穩定。鑑於大量的資本流入新興市場，這是不尋常的。但從1989年起，前蘇聯軍隊和工業爆發的複雜形勢，使蘇聯國內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崩潰。那時候起，蘇聯就開始出口鎳、鋁、鉑金、鈀金、銅和石油，以控制硬通貨。這使大宗商品價格受到巨大的壓力。這與2009-2013年的情況相反——在2009-2011年，資本流入和再庫存化過程拉高了商品價格，但當資本開始外流，去庫存化過程和供應的增加在2011-2012年拉低了商品價格。（商品價格走勢對比）
廣義CPI（Headline CPI）持續保持下滑的趨勢，這使很多人相信，不存在利率上升的誘因。另一方面，從2011年中起，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趨勢。
在1990-1995年，美元的貿易加權指數一直在80-95之間波動。一個有趣的發展是，當美國經濟從1994年開始復蘇，美聯儲上調了利率225基點，美元匯率卻開始走軟。另一方面，最近幾年美元指數也在類似的範圍內波動，從2009年起，大體上在75-90之間。
長期的低利率和向新興市場的強勁資本流入，導致了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和非金融企業建立了巨大的槓桿。向新興市場的強勁資本流入，激起了一個順週期的增長動力。資本流入導致各國央行印發更多自己的貨幣，買入流入的美元。銀行存款規模上升，銀行就開始向建設和工程行業放貸。增長和通脹同時上升。因為名義利率幾乎沒變，真實利率下滑。進而，這導致了順週期的買房和建房活動、庫存水平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上升。
回到1993年，亞洲四虎經濟高速增長，它們股市也大幅上漲。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在2009-2010年大幅反彈，在2011-2012卻進入了掙扎期，直到最近才出現了不均勻的複蘇。新興市場再通脹過程的問題是，這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因為新興市場的低真實利率會導致經濟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而如果真實利率維持在零以上，新興市場的資本配置就均衡多了。這將留下大量的錯配資本，當信貸變得稀缺時，可能會出現大量的不良貸款。這也會導致國際貿易情況的惡化。這兩個影響都會導致新興市場越來越依賴資本流入來維持平衡。在很多例子中，新興市場政府將會通過試圖限制信貸增長（而不是加息）來應對通脹走高。問題是，這樣會促使美元借貸活動的增加。新興市場的企業發現，當國內通脹開始上漲的時候，借入美元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本幣在不斷升值，同時國內的借貸利率會高於美元的融資利率。當融資是為了支持從建立庫存到補充自由資金流等經濟活動的時候，企業的成本將會下降，那麼美元融資就變得更加吸引了。然而，當趨勢扭轉——本幣開始貶值，美元的融資成本開始上升，庫存的價值開始下降，那麼新興市場企業馬上會發現它們受到了巨大的壓力。這個過程來得非常快速。並不只是新興市場會受到影響。在歷史上眾多的金融危機裡，在增長緩慢和低收益率環境下市場的“尋求收益”行為，已經多次為最終的收益率上漲，埋下了給金融市場帶來巨大壓力的禍根。在著作《More money than God》中，Sebastian Mallaby精彩地描述了1990-1993年，市場的槓桿和放大收益的結構性交易是怎麼建立的，1994年，這些槓桿被大面積“屠殺”。一些例子包括：
銀行和對沖基金的套利交易——借入短期資金購買長期債券
借取美元和德國馬克，購買意大利和希臘的長期債務
借錢購買高收益企業債務
利用利率互換來提高收益率
槓桿化購買出租性住房在過去四年裡，我們也經歷了大規模的槓桿化過程。在美國、英國、瑞士、挪威、瑞典和芬蘭，買入出租性住房的投資也出現了強勁的增長。通過共同基金和信貸ETFs，散戶投資者也大量持有著信貸頭寸。投資者變得過分配置了長久期的增長下滑抵禦型和分紅收益型股票，犧牲了周期性的敞口。投資者現在已經過分暴露於美國以外的任何類型週期性經濟反彈風險之中，也包括美國的反彈。估值存在極端的差異。1994年當美國的宏觀經濟活動開始加速，企業停止囤積現金，並開始尋求借款來擴充它們的業務。之前一直在囤積美國國債的美國銀行業，為了增加企業貸款開始出售美國國債。結果，美國國債開始出現拋售潮。在1994年2月，面對不斷變陡峭的收益率曲線和改善的宏觀經濟環境，美聯儲選擇加息25個基點應對。這齣乎了市場的意料，市場並不知道美聯儲內部的政策用意。美聯儲1994年2月的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官員擔心，如果他們不啟動緊縮的過程，經濟將會經歷1988/1989年那樣的通脹大漲。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收益率曲線將會變平坦，因為市場會預期緊縮的政策會緩和未來的通脹預期。但格林斯潘的想法並沒有變成現實。相反，加息打擊了預期收益率不會上漲的衍生品交易，壓縮了套利交易的空間。這又導致了更為激烈的美國國債拋售現象，因為高槓桿的套利交易消失了。同時，銀行也加速它們拋售國債的速度，因為它們需要騰出空間增加企業貸款。所以，收益率曲線在一年以後變得更陡峭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只上調了225個基點，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卻上漲了306個基點。一連串的受害者接踵而至：從因為持有大量的有毒利率互換頭寸，加州橙郡宣布破產，到許多著名的對沖基金在1994年2月出現了規模巨大的虧損。那時候，整個世界受到了影響。美國國內信貸需求的大幅上升，加上真實利率的上漲，導致了巨大的資本重新流入美國。這吸乾了幾個新興市場的流動性，這些新興市場的央行不得不買入它們國家的貨幣來償還流出的美元。很快，這些曾經受到激進美元借款支持而經歷了瘋狂投資狂潮的國家，遭受了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進而使它們處於巨大的市場壓力之下。 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爆發了，同時，這也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埋下了種子。1994年留下經濟難題是美元走勢。邏輯地思考，如果美國經濟增長大幅反彈，美元的匯率和收益應該會同時上漲。但美元匯率其實並沒有上漲。美元出現了貶值。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強於預期的經濟復甦，並不是一個重大的意外事件。然而，歐洲經濟的強勁復甦卻是一個意外——在經歷兩德統一後的持續市場恐慌，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1992年爆發的銀行業危機以後，歐洲經濟終於迎來了反彈。我們以大宗商品策略看來，歐洲經濟強於預期的複蘇是相當意外的，這引起了匯率的反應。今天的情況就更有趣了——市場廣泛的共識認為，美元將走強，因為美國經濟的複蘇更為堅實，而且美聯儲可能縮減QE規模。但如下圖所示，持續關注美國與歐盟宏觀意外指數的對比是有價值的。
最近，我們也看到了一個美元匯率潛在下跌的反向趨勢。當然，今天和1994年的情況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 1994年那時候的利率水平高多了。所以那時候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漲了300個基點，其實收益率只上漲了60%。如果國債收益率從去年的低點上漲300個基點，這意味著利率上漲了兩倍。而現在美聯儲只是首次談論QE規模縮減的長期計劃。我們離真正的加息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且，現在的美聯儲比在格林斯潘領導下上世紀90年代初的美聯儲更為透明。而今天和1994年類似的情況是，低利率環境也促使了巨大槓桿結構的建立，從高槓桿和借貸收購、散戶投資者持有的大量風險資產頭寸，到放大收益的金融產品（高收益ETFs等）和早些時候由美元槓桿驅動的新興市場投資狂潮。所以，現在我們的處境和1994年2月的情況非常類似。雖然最近美國宏觀意外指數出現的翻轉已經開始動搖市場中高槓桿的放大收益頭寸，但美聯儲仍在堅持談論縮減QE規模的話題。美國高收益ETF已經受到了嚴峻的壓力。美國抵押貸款利率相對於美國30年國債收益率的利差，已經大幅地放大。南非和印度的貨幣也受到了市場的壓力。印度已經通過對黃金進口增稅來加以應對。在1994年，墨西哥是第一個嚐到苦頭的國家。接著韓國也在1997年遭殃了。在2013年，南非已經感受到了市場的壓力。雖然其它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仍然能從美元資本流入中獲益。下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國能否經受資本成本走高帶來的影響，就像1994-98年一樣。一句話，今天美國經濟受不了。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美國是通過幾個方法應對資本成本走高的。美國經濟通過快速採用高新科技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加速擴張，這保證了強勁的現金流增長和“高效的”資產負債表。同時，美國企業推進了第二輪的“JIT”零庫存管理和外包化進程。而美國消費者則受益於強勁的美元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他們的可支配收入購買力增加了。從1994年開始，新興市場的低通脹轉化成了美國利率的下滑趨勢，這加速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家庭負債的擴張。但現在，我們發現了幾個因素，使得經濟面對資本成本走高變得非常脆弱。第一，未來幾年通脹持續走低的可能性小多了，因為收益率已經很低。結果是，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復甦空間更小了——除了最初一波新家庭組建帶來的需求以外。抵押利率息差的大幅上升，可能是市場轉向更為困難的預示之一。抵押貸款息差可能對槓桿購買住房出租的投資者尤其重要，這些投資者與最近住房銷售的上升密切相關。
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買房的人是尋求出租住房的投資者，所以我們懷疑，後續跟進的消費者需求，可能不像之前想像的那麼激進。如果一個家庭購買住房，承擔債務，這就打開了這個家庭進一步增加負債購買汽車、家具和家電的閘門。但是，每月支付租金的租客心理是非常不一樣的。這些租客可能會匆忙離開，並生活得更加節儉。美國政府的負債水平已經明顯擴張了，財政赤字必須削減才能避免進一步地惡化。
更微妙的一點是，為了應對危機，政府支出佔GDP比重的持續擴大正在擠壓私營部門，降低了美國經濟生產效率的潛在增長水平。這與上世紀90年代早期，克林頓政府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水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上述的一切表明了，現在美國經濟要重新出現1995-1998年那樣的“高成本”環境增長的可能性非常小。在1995-1998年，美國經濟經歷了強勁的生產效率增長和信貸驅動型增長，同時新興市場通脹水平保持在低位。現在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美國經濟持續低增長，而且未來幾年可能出現週期性衰退的增長下滑。
現在市場已經意識到，這很可能預示著一個重大的避險事件將要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