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我們能否一方面維持開放的全球經濟,另一面處理好一個崛起中的威權國家與多個處於經濟相對衰落的民主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崛起為歐洲領先的經濟與軍事強國時,拋給世人的問題。這也是當今共產黨中國崛起構成的問題。和當年一樣,如今各方不信任程度很高,而且還在上升。同樣和當年一樣,崛起中的強國所採取的行動加大了衝突風險。我們知道當年的故事是如何在1914年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世紀後,當今的故事又將如何收尾?
中國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將一些目前由日本實際管轄的無人居住島嶼(日本稱為“尖閣諸島”(Senkaku),中國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劃入,這顯然是挑釁性的:中日兩國的防空識別區因此部分重疊。對於中國似乎準備守衛的新識別區,日本和韓國都不承認。美國也不承認這個識別區,而且負有在發生衝突時依據條約支持日本的義務。然而美國國務院也表示,“期望”美國商用飛機遵守中國的要求,以避免讓無辜的生命面臨危險。
也就是說,美國發出了不同的信號——在此類情況下通常會這樣。但是,正如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司令的威廉•法倫(William Fallon)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設立的識別區增加了發生意外衝突的可能性。如果中日軍機之間發生交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如果中國軍機向一架民用飛機開火或者將其迫降,又會發生什麼?美國發出的不同信號甚至可能加大衝突風險。
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認識到,看似輕微的小事可能迅速升級,導致災難性後果。歐洲始終沒能從那場戰爭及其埋下種子、在25年後引爆的更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恢復過來。如今,鑑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一個強硬的民族主義者,而日本領導人安倍晉三(Shinzo Abe)是同樣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兩國間發生毀滅性衝突的風險是存在的。這種衝突遠非不可避免。它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但它不是不可能,而且可能性大於1個月前。
同樣,目前局勢與德國崛起時有許多相似之處。 20世紀初,德國與英國展開了海軍軍備競賽。 1911年,德國向摩洛哥派遣了一艘砲艦,以回應法國對該國的干預。德國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試探法國與英國之間的關係。結果是,此舉夯實了英法聯盟關係,同樣,中國的行動很可能夯實日韓聯盟和日美聯盟。還有,正如當年的英國那樣,當今的美國對於中國渴望確立其崛起中的地區強國地位所帶來的挑戰日益不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何做出這種挑釁動作?由於他在國內的權力似乎越來越穩固,想必他是有意識地做出這個決定的,或許還打算拿出後續動作。可是,在一個沒有利害關係的旁觀者看來,控制幾個無人居住的島嶼所能帶來的收益,遠遠沒有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大。已經深層次融入世界經濟的中國,剛剛啟動複雜的經濟改革,距離成為高收入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正是英國自由派人士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其1909年的著作《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提出的問題。與一些人所稱的不同,安吉爾並沒有提出歐洲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他沒有那麼愚蠢。他只是主張,戰爭是徒勞的,即使對於勝利者來說也是如此。吞併被征服的領土,除了可能讓戰勝國的民眾及領導人沉醉於短暫的榮耀之外,不會造福於戰勝國的民眾。沒有什麼比這個預言更準確的了:後來發生的兩場世界大戰給所有主要交戰國帶來災難性的破壞。
今天,人們同樣在納悶:中國領導層為什麼認為,確立幾個島礁的主權是值得承受風險的?沒錯,中國這次、下次或者下下次可能撈到一些便宜。但每次賭博都會帶來新的風險。什麼樣的收穫能夠證明可能的損失合理呢?
軍事專家假設,如果發生全面衝突,中國將是輸家。儘管中國經濟已取得大幅增長,但它依然小於美國經濟,更不用說美國和日本經濟之和了。最重要的是,美國依然控制著海洋。如果發生全面衝突,美國可以切斷世界與中國的貿易,也可以凍結中國相當大部分的流動海外資產。對世界來說,經濟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後果給中國造成的破壞將大於美國及其盟友。
中國畢竟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大國,其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要高於美國和日本。由於資源匱乏,中國有很多關鍵原材料都依靠進口。雖然中國的技術技能在快速進步,但比起其他國家對中國技能的依賴,中國更加依賴外國的技術訣竅和外商直接投資。衝突可能迫使很多西方和日本公司撤資,轉移到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相當於中國GDP 40%的外匯儲備顧名思義在海外持有。因此,很多東西將面臨風險。 (見圖表)
中國貿易與海外直接投資佔GDP比重均遠高於美國和日本。 |
顯然,正如安吉爾如果仍在世會告訴我們的,冒衝突的風險對中國來說是毫無意義的。與奪取海上的小塊領土相比,加大經貿往來所帶來的共同收益要大幾個數量級,而且想必更有說服力。同樣,當年也沒有什麼收穫能夠給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理由。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現狀和企圖改變現有秩序的強國之間的摩擦很可能導致衝突——無論後果有多麼可怕。的確,偉大的古代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就是因為雅典人不斷增大的力量讓斯巴達人警覺。
民族主義抱負和對歷史屈辱耿耿於懷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但這場遊戲的風險實在太大了。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習近平應該三思——並適可而止。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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