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8日星期二

介紹欣賞帖——什麼叫“高浮雕”工藝 High Relief

我們都知道“石窟系列”金銀幣牛叉,問牛叉在哪?大家都會說因為這枚幣是“高浮雕”,那麼高浮雕工藝到底是什麼意思?什麼樣的標準才能算“高浮雕”?帶著這兩個問題,我查了一下google學術和google圖書,通過查閱國內外網站的相關內容,並半懂不懂連猜帶蒙地讀了《世界錢幣雜誌》刊登的幾篇相關文章後,我將所得到的知識向大家做個歸納介紹:錢幣收藏領域裡,高浮雕(high-relief)是指幣面設計的凹凸深度較高,產生一種半浮雕、半圓雕的藝術效果,比非高浮雕的幣具有更清晰的細節效果,能給人更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通常較非高浮雕幣溢價更多。高浮雕幣的“判定標準”比較公認的,根據我所能查到的世界錢幣雜誌刊登過的相關文章,至少有以下三種:

 一,在德國較為通行的標準是:1盎司左右重量的幣,幣面設計深度達到2毫米左右的可稱為高浮雕幣。

 二,設計時利用幣面的凹凸設計表現出較強的空間感或前後位置感的可稱為高浮雕幣(如蒂凡尼系列、琥珀之路系列和喀麥隆希望大陸)。

 三,幣面人物圖案具有類似浮雕的立體感,並且利用凹凸設計表現人物細節如顴骨、衣褶的可稱為高浮雕幣(如09加拿大女王、石窟系列等)。

下面是圖片欣賞:1,公認的高浮雕工藝幣始祖級代表:1921年“和平”1美元銀幣,主要符合標準三,細節度極高。



2,中國“石窟”系列金銀幣的代表:雲岡1/4oz金幣,主要符合標準三,立體感強。
 
3,中國“石窟”系列金銀幣的代表:龍門2oz銀幣,主要符合標準三,立體感強。


4,體現出明顯前後位置關係和較強空間感的高浮雕幣:紐埃琥珀之路系列仿古銀幣之09年格但斯克。


 
5,體現出較強空間感的銀幣:奧地利修道院系列銀幣(08年)。


6,細節取勝:著名的狼獾與貓頭鷹。

 
7,古典雕塑的美感:伊特魯里亞四女神紀念章紀念銀幣


8 , 首枚生肖龍年記念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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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與凱恩斯到底論戰了什麼?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四


上一篇專欄《哈耶克與弗裡德曼:貨幣主義錯在哪裡?》中,我們粗略地介紹了哈耶克與弗裡德曼在貨幣理論上的分歧。如果說哈耶克對弗裡德曼貨幣主義理論的商榷還是學理上的和比較友善的話,他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尤其是在通脹問題上的論戰,就多少有點情緒化了。當然,這樣說並不否認他與凱恩斯的論戰,主要還是學理和政策主張導向上的。


從源頭上來看,最早哈耶克在1929年撰寫了《儲蓄的“悖論”》一文,英文稿在發表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人》雜志上。在這篇文章中,哈耶克並沒有提到凱恩斯的名字,但他的觀點卻被羅賓斯認為可能是對凱恩斯正在形成的理論進行反擊的最有力武器。凱恩斯曾認為,過度的儲蓄是商業周期的根源,照他看來,英國當時的問題就是儲蓄太多,而消費不足,導致英國經濟多年蕭條。哈耶克在《儲蓄的“悖論”》一文中則提出,商業周期的根源在於資本的過度投資拉長了生產的周期,而不是儲蓄過多。


從凱恩斯的思想淵源來看,他的貨幣理論同米塞斯和哈耶克一樣,都曾受過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的影響,因而開始他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觀點還是蠻欣賞的。譬如,在1926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就曾兩次提到哈耶克,說“在德國和奧地利正在形成一個思想流派,這個學派可以被稱作為魏克塞爾學派。他們提出的銀行利率對儲蓄與投資之間均衡的關系,以及這種均衡對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書的理論相當近似”。在一個注腳中,凱恩斯還友善地說:“可惜,當這些學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到我手裡的時候,我已經寫完這本書要去付印了。如果這些學者的書能夠在我思想發展的較早時期到我手中,同時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差,我會更多地參考這些學者的研究。”


盡管凱恩斯一開始對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比較欣賞,但是在1931年《經濟學人》秋季號雜志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對凱恩斯先生的貨幣純理論的反思”的書評中,哈耶克卻較強烈地批評了凱恩斯的《貨幣論》,指責凱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塞爾理論的一般理論基礎”。哈耶克還用了一些帶有情感性的詞語來評論這部著作,說“《貨幣論》很顯然僅僅是知識急速發展中的一個轉瞬即逝的表達,無非只是一個嘗試而已,任何對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對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來說,這種研究方法並不如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新穎……”;“他的表述艱澀難懂,不系統,也不清楚……”,等等。


讀到哈耶克的這些評論,當時正如日中天的凱恩斯當然大光其火。凱恩斯曾私下批注說:“哈耶克在讀我的書時,根本就沒有懷著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讀者的一定程度的這種善意。在他能做到這一點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確。他顯然是對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這種情緒的原因何在。”在這種判斷下,在1931年回應哈耶克對他的商榷的文章中,凱恩斯也用犀利的文筆,反過來嘲笑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雜燴”。


其後,哈耶克又在一系列文著中繼續與凱恩斯商榷。譬如,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後,哈耶克在1939年出版的《利潤、利息和投資》一書中,就批評凱恩斯提出的利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增加就業的做法:“當然,從來沒人否定利用擴張貨幣的手段能迅速增加就業,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但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僅僅利用這種手段創造就業,有著內在的不穩定性;用這種手段創造就業,等於是讓經濟波動永無止境。”接著,哈耶克還補充強調說:“利用貨幣政策在短期內實現就業最大化的目標,在本質上是一種亡命徒式的政策,只有這類人才會在短暫的喘息中毫無損失地獲得一切。”


對於這場論戰,哈耶克的一位傳記作者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曾評價道,故事始於一聲巨響,但終於一聲嘆息:“巨響是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這次交鋒使二人都受了輕傷,但也讓專業圈的人士注意到了他們各自的模型,結果兩人都受到了諸多批評。他們各自的反應是回去構思自己更大的模型。凱恩斯率先完工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自《國富論》以來經濟學家寫出的最出名的著作。哈耶克直到1941年才完成了《資本純理論》。”


很顯然,盡管哈耶克經歷了大約七年才寫出了這部400多頁的專著,但仍然是一部“未完成交響曲”,且後來在國際經濟學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到現在筆者真不敢說世界上有幾位經濟學家認真讀過這部艱澀難懂的著作。就此而論,盡管目前我們還不敢斷言是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主要促成了凱恩斯寫出《通論》這部20世紀影響最大的著作,但至少可以斷定這是促使凱恩斯寫作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20世紀40年代之後,哈耶克因忙於其他更重要的學術研究和有關計劃經濟可行性的理論論戰,而沒再繼續聲討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但他似乎始終沒有忘記要徹底清算凱恩斯的經濟理論。1946年4月22日凱恩斯的逝世,也沒消除掉哈耶克這多年耿耿於懷的未完成任務。


譬如,1974年10月15日發表在倫敦《每日電訊報》上的一篇題為“通向失業的通貨膨脹道路”的短文中,哈耶克一上來就說:“我要十分抱歉地說,目前世界范圍的通貨膨脹,其責任完全要由經濟學家──或至少要由我的經濟學家同行中那些信奉凱恩斯爵士教誨的大多數人負責……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完全是凱恩斯爵士的經濟學後果。正是由於他的那些門徒的建議甚至鼓動,各國政府才不斷增發貨幣而不斷增加開支,而凱恩斯之前的任何一位值得尊敬的經濟學家都能預見到,這種開支的規模是如此之大,肯定會引起我們正在經歷的通貨膨脹。”


1975年9月25日在洛桑召開的日內瓦黃金和貨幣大會上所作的題為“貨幣的選擇:終結通貨膨脹之道”的發言中,哈耶克又進一步指出:“我們目前貨幣問題的主要根源,當然是因為凱恩斯爵士及其弟子為一種久遠的迷信披上了一件科學權威的外衣,即相信通過增加貨幣開支總量,我們可以持久地保持繁榮和充分就業。”哈耶克認為,這種凱恩斯主義的政策選擇,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因為,“從長期來看,凱恩斯主義的藥方非但治不好失業,反而會使其惡化”。


值得注意是,由於在20世紀30年代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中雙方就都帶著較強的個人情感因素在其中,凱恩斯逝世後,在60年代以後的許多著作中,哈耶克不止一次地揶揄凱恩斯,說他“涉獵的領域極廣,但經濟學知識卻相當狹窄”,是“一位具有卓越智力但對就經濟學理論所知有限的人”。1983年,在應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所邀為凱恩斯百年冥誕撰寫一篇紀念文章時,哈耶克還寫到:“盡管我要說,凱恩斯也許是我一生中所遇到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漸漸認識到他在一般思想領域中的卓越之處,但是,讓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學研究成果,卻完全是錯誤的。”


當然 晚年的哈耶克也認識到,要把凱恩斯本人的經濟理論與所謂“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主張”區別開來。譬如,在洛桑召開的國際會議上的那次發言中,哈耶克就為凱恩斯辯護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過多地指責凱恩斯爵士,要他為身後的理論發展負責,這多少有點不公平。我確信,不管他以前說過什麼,如若他還在人世,一定是位反對目前通貨膨脹的領袖。”


值得注意的是,在哈耶克60年代後繼續清算凱恩斯本人的貨幣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的同時,提出要警惕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集團的危害。他說:“在我自己漫長的一生中,我對政府的看法越來越糟:政府越是想採取某些明智的行動(而不是簡單地遵從現成的規則),它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因為,一旦被人知道政府要達到某個特定的目標而行事(而不是僅僅維持一個自我調適的自發秩序),就難能免於為某些黨派的利益服務了。”


哈耶克還接著指出,“盡管從整體上來看通貨膨脹是有害的,但是,總有些有實力的利益集團──包括有集體主義傾向的政府首先要尋求其支持的那些利益集團,卻會在短期內從通貨膨脹中大獲其益──即使是通過一定時期內居民收入的下降而導致飢饉他們也在所不辭,因為,人的本性使他們相信,只要能平安地度過危機時刻,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在哈耶克逝世20周年後,重讀哈耶克差不多40年前曾說過的這些不無尖刻的大實話,實在發人深思。如果考慮到政府財政部門總是能從通貨膨脹中取得財稅收入的快速增長這一事實,更是讓我們驚嘆哈耶克的深刻和先見之明。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哈耶克與弗裡德曼:貨幣主義錯在哪裡?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三


1931年1月至2月間,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做了四次關於“價格與生產”問題的講演,宣講了“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業周期理論,即時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隨著這一系列講演稿以《價格與生產》的書名出版,以及哈耶克受聘執教於倫敦經濟學院,他的寫作、思想創造和職業生涯也達到了一個高峰。對此,當時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約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曾指出:1931年《價格與生產》的出版,使哈耶克即時成了“沖入英美經濟學家視野中的一顆耀眼的彗星”。對於這一點,哈耶克在晚年也曾回憶說,在“40年代中期,應該說我很自負,覺得自己很有名,是有過大論戰的兩位經濟學家之一:一位是凱恩斯,一位就是我本人”。


為什麼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在20世紀30-40年代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這一方面是因為米塞斯-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洽;另一方面,1929-1933年大蕭條之後西方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各國政府領導人乃至各階層的人士亟需尋求新的理論來解釋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前所未遇的那場大蕭條。這就使哈耶克的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初曾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些青年經濟學人所接受,其中包括一些後來很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劉易斯、卡爾多、勒納、塞爾登、保羅﹒羅森斯坦-羅丹、拉赫曼等。當時,這些年輕人都參加了哈耶克的討論班,開始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盡管後來大部分都“叛逃”到凱恩斯陣營中去了,包括羅賓斯本人,後來也改變為凱恩斯理論的信奉者,只有拉赫曼和塞爾登後來還信奉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


當時的這一情景,也被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注意到了。在他的煌煌巨作《經濟分析史》中,熊彼特高度讚揚了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這一本小冊子的理論貢獻。熊彼特認為,哈耶克所構建起來的新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和工業波動理論,“在英美經濟學界廣為傳播,並獲得了任何嚴格的理論著作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的巨大成功”。熊彼特還認為,讀者的好惡絲毫無損於它的說服力,而“起初出現的強烈批評性反應,無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響而已。到後來,經濟學界幹脆對這一理論置之不理,而轉向了其他領袖人物和其他話題了”。在一條注腳中,熊彼特還補充道:“盡管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些經濟學家的理論著作也取得了成功──如張伯倫的《壟斷競爭》,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且時間更久,最終影響也很大,然而,他們卻並沒有像哈耶克的著作那樣令人嘆為觀止。凱恩斯的《通論》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大得多的成功……但主要是歸因於以下這一事實:它的論証適應(implemented)了許多現代經濟學家的一些強烈的政治偏好。而哈耶克在政治上則是逆水行舟。”


熊彼特這裡提到的哈耶克《價格與生產》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商業周期理論最初所遭到的強烈批評,首先來自他的經濟理論宿敵、時在劍橋執教且為英國《經濟學雜志》主編的凱恩斯。凱恩斯曾這樣譏諷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事實上,這本書在我看來是我所讀過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雜燴之一……它是表明一位剛愎自用的邏輯學家如何以錯誤開始且在一片喧囂中收場的特例。”


另外,哈耶克的另外一個好友弗裡德曼也不喜歡和讚同哈耶克的經濟學。譬如,1995年,弗裡德曼曾向一位哈耶克的傳記作者艾本斯坦(Alan Ebenstein)說:“我要強調的是,我非常讚賞哈耶克,但不是讚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另一方面,《通向奴役之路》確實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他(在政治理論方面)的著作是最偉大的。”弗裡德曼還具體解釋道:“我從來沒弄明白,他們(倫敦經濟學院)為什麼會對後來以《價格與生產》為題出版的那個系列講座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對它沒有什麼感覺……他(哈耶克)從來沒有完全擺脫米塞斯的方法論觀點的影響。這些方法論觀點的核心內容是:決定和驗証理論的時候,事實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他們關心的只是解釋理論,而不去驗証理論,因為他們認為,構成經濟學基礎的假設都是些不言自明之理”。


正如弗裡德曼不喜歡不讚同哈耶克的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一樣,哈耶克也不讚同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盡管哈耶克與弗裡德曼一樣對二戰後西方各國政府所採取的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擴張政策都進行了持久和尖銳地批評──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一條戰壕中的戰友──但是,他也對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經濟學理論開了一些“橫炮”,進行了一些學理性的商榷和批評。


譬如,1980年發表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的一篇讀者來信中,哈耶克就說:“最近風靡全世界的貨幣主義,不過是給古老的‘貨幣數量論’安上一個好聽的名字而已。”他還認為,弗裡德曼以及“貨幣數量論”的主要問題是它過於“簡陋”。這種理論“沒有說明,貨幣供應量到多少才算是恰當的”。之前,在1978年出版的《貨幣的非國家化》一書中,哈耶克也指出:“在我看來,貨幣主義理論在所有情形下都會面臨到的主要缺陷是,它突出強調貨幣數量的變動對價格總水平的影響,因而使人過分地只是關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債權-債務關系的有害影響,卻忽略了向流通中注入和撤出貨幣數量對相對價格的結構所產生的更重要、危害也更大的影響。因為這會扭曲資源配置,尤其是會導致投資向錯誤的方向配置。”


在同一文章中,哈耶克還進一步解釋道,盡管弗裡德曼“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們幾乎在所有問題上幾乎都意見一致,只有在貨幣政策上是個例外”。哈耶克認為,弗裡德曼“總是從統計數字、總量和平均價格水平的角度思考問題,實際上並沒有看到,通貨膨脹是由於扭曲了相對價格的結構才會導致失業。如果我們經歷過長期通貨膨脹,由於價格結構已經發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錯了方向,那麼,大規模的失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最後要指出的是,正如弗裡德曼批評哈耶克和米塞斯只注重理論的邏輯推理而不注重理論的實証檢驗一樣,哈耶克素來不同意弗裡德曼的實証主義經濟學方法論,以至到20世紀90年代初辭世前不久,哈耶克還悻悻地說,他這一生只有兩大憾事:一是沒能對凱恩斯《貨幣論》中的觀點展開更強有力和更有效的批駁,一是沒有對米爾頓(指弗裡德曼)的《實証經濟學文集》)進行批判。在哈耶克看來,弗裡德曼的這本文集實在“是一部誤人子弟的著作”(a dangerous book)。


凱恩斯和弗裡德曼,是哈耶克兩個私交甚篤的朋友,也是他的經濟學理論的兩個終生宿敵。在20世紀人類經濟學的殿堂中,似乎有著講不完的這樣的“經濟學儒林逸事”。更為重要的是,對今天世界各國政府來說,尤其是對處在經濟社會大轉型期的當下中國來說,哈耶克、弗裡德曼和凱恩斯各自的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有著切實的可選擇意義。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給中國的啟示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二




上一篇專欄中,我們把哈耶克與凱恩斯放在一起回顧了哈耶克的理論貢獻。之所以這樣做,是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盡管哈耶克最初是受奧地利學派的卡爾‧門格爾、龐巴維克尤其是米塞斯1912年出版的《貨幣與信用原理》的影響而形成了他的經濟思想的,但在20世紀30年代後,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幾乎是在直接受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魏克塞爾的“中性貨幣”和“自然利息”理論的影響並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中逐漸形成和不斷發展的,以至到晚年哈耶克部分和短暫地回到貨幣理論與通貨膨脹問題研究時,他還念念不忘批判凱恩斯。


1921年哈耶克從維也納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後,受米塞斯的影響,開始研究貨幣商業周期問題。1929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在這本著作中,哈耶克分析了信貸擴張與資本結構的影響,從這一視角研究商業周期產生的機理。這本書出版後,即被時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的羅賓斯發現,並大為讚賞,隨即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到倫敦經濟學院舉辦了系列講座,並直接聘任哈耶克任經濟科學和統計學教授。這次系列講座促成了哈耶克的第二本經濟學學術專著《價格與生產理論》,並於1931年用英文出版。1929~1933年大蕭條後,哈耶克在1937年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並在1939年出版了《利潤、利息和投資:兼論工業波動》一書。經過數年的深入思考,哈耶克在1941年出版了他付出極多研究精力的重要著作《資本純理論》。


除了上述著作外,這一時期,哈耶克也在英國《經濟學雜志》(Economic Journal)和倫敦經濟學院院刊《經濟學人》(Economica)等世界頂尖經濟學刊物上發表了30余篇經濟學理論的論文,一方面闡釋了自己的貨幣、資本與商業周期理論,另一方面也對凱恩斯的貨幣與經濟理論進行了激烈和全面的商榷。因此,可以認為,哈耶克這一時期的經濟理論正是在與凱恩斯的商榷和論戰中不斷深入和完善起來的。


20世紀40年代之後,哈耶克轉向了政治哲學、心理學、法學和社會理論的研究,出版了《通向奴役之路》(1946)、《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8)、《科學的反革命》(1952)、《感覺的秩序》(1952)和《自由憲章》(1960)等。自20世紀50年代後,哈耶克幾乎再沒有回到純粹經濟理論研究,只是在看到了1973石油危機後西方國家中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即“滯脹”)並存的局面,在1976-1978年間寫出了一本《貨幣非國家化》,再次批判和反思凱恩斯本人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並對西方國家20世紀70年代後的通貨膨脹和貨幣改革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設想。


從思想史上來看,盡管“貨幣中性”早在18世紀大衛‧休謨的貨幣數量論那裡就已經提出,但是在《價格與生產理論》中,哈耶克把它歸功於魏克塞爾。哈耶克認為,保持貨幣中性(即實際利率與自然利率相等)是實現市場經濟自動均衡和價格體系穩定的條件。如果央行增加貨幣供給,人為地降低實際利率,就會扭曲生產的“自然結構”,導致社會資源的錯誤配置。


基於貨幣中性和自然利率的理論假說,哈耶克中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理論:根據龐巴維克的“迂回”(roundabout)生產理論,哈耶克把生產結構分為從最終消費品到各種“中間產品”(哈耶克有時也稱之為“生產者物品”,即producers’goods)生產的一個時序生產階段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一邊代表生產結構的時間維度,即生產的迂回程度,三角形的另一個直邊,代表生產階段,而每個階段的垂直高度代表尚待完成的生產過程的貨幣的價值,而三角形的斜邊,則代表整個生產過程產生出最終消費品的貨幣價值。按照這一“哈耶克三角”,生產越迂回,即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要的中間產品階段越多,越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因而也會有更大的貨幣總量。


按照哈耶克這個復雜的貨幣、利息、投資和整個經濟的生產結構理論,如果一個社會的消費者時際偏好發生了變化,即人們更偏向於未來消費,則儲蓄會增加,利率會下降,這樣會刺激企業家增加投資,社會資本會投向“資本化程度更高的生產”(more capitalistic-methods of production)的生產,即對接近於生產最終消費品和耗時較短的“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階段的投入則減少了。結果,整個社會的生產結構鏈條更長了,因而也更加“迂回”。相反,如果人們對現下的消費更得看更重,則儲蓄會減少,利率會上升,企業家的反應是減少生產的迂回程度,資本會投向用於直接消費品的生產和“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生產”,生產的鏈條會減短,從而生產的“迂回”程度也會自然降低。由此,哈耶克認為,在一個不為政府和央行的貨幣政策人為擾動的市場經濟中,人們對當下消費和未來消費的時間偏好率的變動會自發地引致利率的變動,這種利率的變動,會引致迂回生產階段的自然調整,像一把扇子一樣不斷地打開或折疊,但並不會造成“工業波動”和“商業周期”。


根據上述認識,哈耶克還特別強調,要把消費者時際消費偏好所引起的利率變化,與政府所主導的信用擴張所引起的利率變化嚴格區別開來。如果通過央行擴大貨幣供給而幹預市場過程,會人為地降低利息率,把實際利息率人為地壓低在自然利率之下,這樣會給投資者一些虛假信號,激勵他們增加資本投入,並把資金投向遠離最終消費的“資本化程度較高的生產”,使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更加迂回,從而導致資源的錯配,創造一個人為的經濟繁榮。


哈耶克還認為,盡管通過央行擴大貨幣供給而人為壓低利率的做法,短期內會降低失業率,增加產出,但是這個過程是不可持續的,從而這種繁榮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當利率被人為壓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時,原來不可行的項目變得可行了,這會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資源被過多地錯配在生產高階資本品的項目上。這樣短期會造成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現在世界各國則用PPI來衡量),這些行業的工人工資也會上漲。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對消費的時際偏好並沒有改變,等人們獲得這些新增貨幣時,發現利率已被人為地壓低,會增加對直接消費品的需求,人們消費需求的增加,又會導致消費品物價(現在則用CPI來衡量)的上漲,從而造成全面的物價上漲。


但是,這種人為壓低利率下的“虛假信號”所造成的資源錯配,遲早會翻轉過來:即期消費品不足,而迂回生產階段則過長,資本品的投資不是“過度投資”,而是“不當投資”。這種不當投資的結果,是因為投到“高階資本品”生產階段的資本過多,導致產品過剩。最後,到這些不當投資企業的產品滯銷,經營虧損時,最後就不能償付銀行的貸款了。這樣一來,待到銀行貸款需要進行“清算”的時候,整個金融系統和生產過程就會突然斷裂,大蕭條隨即就會到來。


對於這種貨幣、信用、投資和商業周期理論,1931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人》上發表的《儲蓄的“悖論”》一文中,哈耶克曾概述道:“生產設施過量擴張的過程一旦被開啟,那麼,除非經由一場以失業和消費需求下降為特征的危機,從而釋放出起碼能使已經擴大的生產設施完工所部分需要的資源,否則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在哈耶克看來,現代社會的任何一次經濟危機,實際上都是對之前在政府幹預下社會“不當投資”的一種清算,也可以認為每次大蕭條都是政府幹預貨幣和市場過程的一個必然結果。


依照哈耶克和新奧地利學派的商業周期理論的邏輯,也可以反過來認為,任何一次經濟衰退,對人類社會實際上也是一劑良藥:在政府信用擴張和央行人為壓低利率所導致的短期虛假繁榮中,資源被錯配,生產結構被扭曲,這樣,每次經濟衰退,實際上都是對政府信用擴張和央行“超發貨幣”所導致的資源錯配和生產結構扭曲的一種“逆轉”,從而蕭條後的經濟復蘇也必定清理“不良投資”,因而是向消費者時際偏好與資源可獲性相一致的資源配置的一種回歸。


哈耶克的這一經濟理論邏輯,他終生堅持不變,以至到1976年出版的《貨幣非國家化》一書中,哈耶克還堅持認為:“貨幣政策更可能是經濟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藥。因為,貨幣當局很容易屈從於廉價發鈔的訴求,從而將生產引向錯誤的方向,這必然產生一些不良後果,而不是有助於經濟從某些方向的過度發展中解脫出來。”


哈耶克已經逝世二十年了,在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大衰退後西方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的當今世界,尤其是在為應付這次世界經濟衰退而採取了極度信用擴張的貨幣政策促動投資急遽膨脹的當今中國,哈耶克的這句話,實在值得各國政府領導人尤其是中國政府決策層及靠近決策層的經濟學家們認真反思和玩味。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哈耶克-凱恩斯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論戰

韋森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專論之一


在跌宕起伏的21世紀,能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家當首推凱恩斯和哈耶克。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之後,凱恩斯薄薄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出版就風靡世界,其理論和政策主張紛紛被西方各國政府所接納和採用,從而對戰後西方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乃至經濟和社會體制的運行產生了重大影響。20世紀50初,西方各國從1929~1933的大蕭條中徹底走了出來,隨之世界經濟進入一個較長時段的高速增長期,於是,就有了西方世界戰後近40年“凱恩斯革命”經濟繁榮之說。


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8年後,時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哈耶克教授出版了他的小冊子《通向奴役之路》。這部小冊子一出版也立即震驚了世界,一方面喚醒了世人包括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中央計劃經濟的迷夢,另一方面,這部小冊子中所宣揚的現代自由社會的基本理念和原理,也實際上為許多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所接受,其中包括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在《通論》和《通向奴役之路》出版之後,整個20世紀後半期以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好像就圍繞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的思想和政策主張而展開。從1929~1933年的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到1973年的石油危機及70年代西方各國的經濟衰退,凱恩斯本人的理論以及後來不斷擴充和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幾乎支配了整個西方世界經濟理論界。《通論》的出版和問世,創生了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組建演變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分野。繼而,西方各國的經濟學界幾乎人人都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主張,也成了戰後西方各國政府經濟政策的不二選擇。正是因為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巨大影響,美國總統尼克鬆在1971年曾說:“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甚至到了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還在說:“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凱恩斯主義者”。


但到1973年,在“石油危機”的沖擊下,西方各國出現了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西方各國經濟出現的“滯漲”(經濟增長停滯和下滑與通貨膨脹並存)現象,被認為宣布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破產。隨之,以弗裡德曼為領袖的貨幣主義和哈耶克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行其道,哈耶克、弗裡德曼所堅持和弘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也隨即佔領了世界經濟理論和思想的“制高點”,成了美國裡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夫人保守主義政府執政和施政的基本信念。1989年哈耶克90歲生日時,撒切爾夫人曾寫信稱讚他道:“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其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裡根總統不僅公開承認受哈耶克和米塞斯思想的影響,而且在裡根政府六大部門聘任的74位經濟學家中,有20多位是哈耶克所發起創辦的Mont Pelerine Society的成員。


1962年在芝加哥為哈耶克夫婦舉行的一次送別宴會上,弗裡德曼這樣評價哈耶克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貢獻和影響:“歷史上不乏試圖影響公共輿論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響科學進程且透徹、淵博而又深刻的學術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一樣不僅對美國而且對整個西方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後,在西方世界,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開始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信奉,相對而言,凱恩斯主義似乎在全世界開始衰落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光環也一度褪去。哈耶克和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所宣揚和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在世界各國廣為傳播。到 20和21世紀之交,全世界經濟學界又似乎人人都成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奉者。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轉制,特別是原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國、越南等國市場化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似乎標志著哈耶克所宣揚和代表的自由主義理念在全世界的凱旋。隨之,哈耶克的經濟社會理論也在中國、東歐、俄羅斯和轉型國家較廣泛地傳播普及開來,為很多知識分子和經濟學人所接受。


然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演變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歷史也並沒有像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樂觀預期的那樣,終結於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市場經濟社會。一方面,在政府幹預、參與乃至統御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迅速起飛,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民主法治下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似乎又在燃起了一些人對政府幹預作用的美好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以及接踵而至的2008~2009年的衰退,又使人們把板子紛紛打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屁股上。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好像又強勁地復活過來,政府幹預市場和刺激經濟的計劃,又在世界各國大行其道。中國近幾年也實際上在採取類似於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政策,並帶著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大政府體制的遺產,走向一條政府統御市場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徑。


數年前,煌煌上百萬字的《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曾預言:“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經濟衰退突然來襲,世界各國政府乃至中國政府的決策層幾乎不無例外地重操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刺激計劃與政府幹預政策,似乎再一次驗証了斯基德爾斯基的這一預言。


但反過來看,目前世界各國政府量化寬鬆與政府幹預市場的救市計劃,最多也只能是一種凱恩斯主義的“鈴兒響叮當的勝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西方各國在利息率接近於零的極其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仍然經濟復蘇步履維艱、路途慢慢,說明西方世界實際上陷入了凱恩斯本人所說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這一格局,既証明不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似乎也証明不了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回顧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我們確知凱恩斯和哈耶克無疑是當代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位思想家。然而,也許很多人乃至很多經濟學家並沒有認識到,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均是被誤讀、誤識乃至被誤釋和誤傳最多的兩位思想大師。


先說凱恩斯。多年來,全球經濟學界一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把他與大政府、政府幹預市場、央行超發貨幣、通貨膨脹、政府財政赤字、不斷刺激總需求的擴張性宏觀政策聯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凱恩斯誤認為是個國有化和中央計劃體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是個社會主義者。然而,30余年深入研究凱恩斯學說、思想和生平的斯基德爾斯基卻發現,要把“凱恩斯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理論中的逐漸演變生成的“凱恩斯主義”區別開來。在2009年出版的《重新發現凱恩斯》一書的序言中,斯基德爾斯基明確指出,凱恩斯不是國有化的支持者,不是一個宏觀調控者;凱恩斯不是永久預算赤字的支持者,實際上他希望在一般情況下政府預算保持盈余;凱恩斯並不狂熱地支持政府征稅用稅;凱恩斯不主張通貨膨脹,而是希望物價穩定,主張中央可以通過限制貨幣增長的方式達到物價穩定;凱恩斯也不認為所有失業都是由於總需求造成的。斯基德爾斯基也指出,盡管凱恩斯並不為資本主義歌功頌德,但他卻認為西方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最好的經濟社會體制之一。


由此看來,盡管哈耶克與凱恩斯在經濟理論尤其是貨幣理論和政策主張上針鋒相對,甚至截然相反,且二人發生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激烈、尖銳乃至不乏尖刻的理論論戰(哈耶克在凱恩斯逝世後還在批評對手的貨幣理論及其所帶來的“通脹”後果),但是,在堅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這一基本理念上,哈耶克與凱恩斯乃至與弗裡德曼並沒有任何沖突和矛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


如果說凱恩斯的原初主張並非等同於後來在當代西方各國經濟理論中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是被過度詮釋乃至在某些方面被曲解了,那麼,哈耶克在另一方面被人們誤讀得更加厲害。由於1946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對中央計劃體制非可行性進行了深刻、尖銳的分析和批判,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憲章》中提出了“自發社會秩序”的基本理念,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中批判理性地整體設計社會制度,到晚年在《貨幣的非國家化》等著作中仍堅持批判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哈耶克被誤認為主張在人類社會制度的建構與演變上要“無為”,主張全盤否定國有制,主張小政府,甚至把他誤認為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有些荒唐的是,到目前為止,哈耶克被世人廣為理解為一個社會思想家和政治哲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所提出的經濟理論,除了零星還在美國少數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中有人研究外之外,幾乎被全球經濟學界所遺忘了。哈耶克在1988年答巴特利三世的訪談錄中亦承認:“很多經濟學家傾向於把我看成是一個(行)外人”。在中國大陸,除了一兩篇博士論文外,多年來真正研究哈耶克早期經濟思想的人也很少,中國經濟學界大多數人對哈耶克的經濟理論(除知識分工及其在社會中運用話題相關的幾篇文章外)大都不怎麼熟悉。


然而,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委員會把當年的經濟學獎授予哈耶克和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時,卻是授予哈耶克在經濟學方面的理論貢獻,以“表揚他們在貨幣政策和商業周期上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


哈耶克的經濟理論貢獻在哪裡?在21世紀哈耶克所留給人類社會的經濟理論遺產今天還有沒價值和現實理論意義?這都是我們在紀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時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黄金价格中长期走高 投资者可逢低买入

摘要:黄金价格中长期走高,投资者可逢低买入。由香港购买的黄金占央行购买总量的二分之一,这反映出央行在增加黄金储备。
4月西班牙面临较强的国债本息偿还压力,但在西班牙政府顺利完成融资后,5、6月压力骤减,这有利于欧元兑美元汇率走高。欧债危机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流动性紧缩和资产去杠杆化实现的。

在欧洲央行前两轮LTRO操作后,金融市场流动性已经较2011年年底大为改善,代表美元流动性的TED息差指标和美元Libor利率目前仍然处于今年以来的低位,充裕的流动性将为黄金价格走势提供支撑。

如果西班牙因经济恶化而出现融资困难,将再度引发市场流动性紧缩,从而打压黄金价格。欧债危机阴影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均出现放缓迹象。商品价格最近半年的疲弱走势也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不断下滑,美国和中国的实际利率已持续几个月回升。

从美国实际利率和黄金价格走势关系看,当实际利率低于2%时,黄金价格往往走势强劲。1973年-1981年和2003年-2011年黄金的两次大牛市中两者均保持了这种关系,主要原因是实际利率持续低位将削弱居民储蓄意愿,提升黄金对冲通胀的需求。

印度、巴西近期先后宣布下调基准利率50和75个基点,澳大利亚也在5月1日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3.75%。众多国家央行为刺激经济已经开始实施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将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稳步增加流动性,中国股市受流动性的驱动已经先行走强,这将提振黄金的投资需求。

虽然印度在4月份提高黄金进口关税后消费需求减弱,但中国增大黄金购买量完全能够弥补这一缺口。中国央行2月份从香港购买黄金40吨,而去年同期仅有3.15吨,同比增加近12倍。

由香港购买的黄金占央行购买总量的二分之一,这反映出央行在增加黄金储备。多个国家开启货币宽松措施以及美国实际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均有利于黄金价格中长期走高。黄金价格目前再度跌至长期趋势线的下沿,投资者可逢低买入。

黄金价格持续走低 市场看似脆弱

摘要:黄金价格持续走低,市场看似脆弱。黄金价格在1,630美元区域的近期低位将提供技术支撑,如果黄金价格守在此水准上方,则可能反弹。
现货黄金价格昨日在清淡交投中下滑,因原油价格趋弱且缺乏避险需求,投资者在消化欧洲选举结果将对该地区不断恶化的欧债危机意味着什么。

黄金价格受累于油价和欧元下跌,此前法国和希腊的选举结果反映出强烈的撙节抵触情绪,重新激发欧洲主权债忧虑,并令对经济成长不振和石油需求相关疲弱的不安重燃。

黄金价格持续走低,尽管欧元、油价和股市从早前的盘中低点反弹,黄金今年迄今主要跟随高风险资产的走势。

商品财富管理公司LOGIC Advisors合伙人Bill O'Neill表示:黄金目前因缺乏市场参与度而走势挣扎,在我看来这并非好事,从技术面来看,市场看似脆弱。

黄金价格在1,630美元区域的近期低位将提供技术支撑,如果黄金价格守在此水准上方,则可能反弹。

香港政府统计处周二(5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3月流入中国大陆黄金量为62,907公斤,月率骤增近59%。

香港一季度流入中国大陆黄金量为135,519公斤,而去年同期仅为19,706公斤。

美国4月非农就业数据于5月4日公布,该数据表现疲弱,不及市场预期。市场人士开始期待美国进一步刺激经济,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