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破解“硬著陸”和“滯漲”兩難困境
又是辭舊迎新之時，中國社會經濟在過去一年發生怎樣重大變化了呢？
最直觀的變化是，年初的樂觀情緒，現在已蕩然無存。開年時刻，大多數人仍然看好股市樓市，而今已是一片悲觀；年初時，大多數人相信世界經濟正邁向復甦，而今二次探底的判斷漸成主流，乃至越來越多的人預計紙幣歐元解體。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稱：“展望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將十分嚴峻複雜，復甦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
如此嚴峻形勢，實在本人年初預測之中。 1月17日，在本專欄的《中國宏觀調控怎樣不吃亂藥》一文直指核心：“在國際上財富再分配（中國利益）持續惡化，在國內財富再分配繼續（貧富）失衡的情況下，不僅內需增長，產業升級、結構調整都是'望梅止渴'。宏觀調控也必然越來越捉襟見肘——這就像一家人蓋一床被子，人口越來越多了，而被子卻一會被東家剪去一塊，一會送給西家一塊，一會被北家勒索一塊……這時，家長再怎麼蓋被子（宏觀調控），也必然有更多的人露在外面被凍著；或被子被攤薄了人人都更冷。”
此後，本人一步步提前預警了嚴峻形勢的升級。 1月31日，本專欄判斷“一線樓市保守估計下跌30%”；4月25日，警惕“中國進入財富耗幹型危機通道”——如貨幣緊縮持續6個月以上，則中國實體經濟將再次遭遇休克危機；7月26日，提醒“中國房地產企業將在未來6-12個月迎來倒閉潮”；8月15日，警醒：中國經濟“硬著陸風險”正在加大，繼續容忍美元轉嫁危機，中國財富將被耗幹；10月11日，警示現在“已是中國經濟避免硬著陸的最後機會”；11月17日，告誡投資者：雖然股市在宏觀政策轉向“適度適量微調”下反彈，但在中國財富再分配繼續失衡的情況下，這僅是先揚後抑的開始。此後，上證指數已從11月16日的2529點下跌到了12月22日的2149點。
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來看，2011年經濟嚴寒因為貨幣信貸緊縮，實際上是中國既有發展模式已盛極而衰所致。過去30年的發展，一是依靠的外向型經濟。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一度高達70%，隨著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化，外需勢必收縮；二是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投資佔GDP的比例超過了50%，創下了世界大國的工業史新記錄。 2008年底啟動的中央政府4萬億救市，帶動總額18萬億的投資，無法再超越了，必定物極必反；三是對國民財富和消費能力的透支。由於政府投資主導，外向經濟優先必然以犧牲民間財富和國民消費為代價，致使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值由1980年代初的53%下降到現在的35%。也創下了世界大國的記錄。
更根本的是，中國的財富再分配已日益惡化，權貴和外資在財富再分配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已逼近極限。從早期的新增蛋糕老百姓還能分到一點；到新增蛋糕全部被權貴外資分走；到老百姓昔日積累的流動性財富被權貴外資轉移走——最典型的是2005-2008年的A股超級過山車，老百姓損失了幾萬億人民幣的現金積累，而少數人賺的盆滿缽滿；最後，不僅過去的固定財富積累被轉移了，而且未來10-30年的預期收入也被分走——房地產的巨大泡沫成為工具。中國的基尼係數在2007年就達到了0.48，近幾年仍在持續惡化，超過美國的0.46。
簡言之，權貴外資既得利益的不斷擴張，已經逼迫到民營中小企業、社會公眾承受力的最底線，兩者間越來越缺乏彈性的緩衝空間，於是便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兩難”——尤為突出的是，一放貨幣信貸，樓價暴漲通脹嚴重，老百姓承受不起；一收貨幣信貸，中小企業連環倒閉，大量失業出現，老百姓同樣承受不起。
那麼出路何在呢？本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出“抓改革”——“就是以更大的決心和氣力推進改革開放，著力解決影響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的突破，積極有效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隱患，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誠然，對於改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對於既得利益者而言，所謂改革就是打著改革旗號，繼續擴張既得利益；而對於社會大眾而言，真正的改革攻堅是從體制機制根本上遏制既得利益的擴張，進行更加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在後者意義上的改革攻堅，筆者認為主要有四個突破口：
一,要極大地降低政府的宏觀管理成本。政府不斷自我授權，既得利益不斷膨脹是中國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核心所在，倘若政府能夠實現“全能管制投資型政府”向“有限責任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則中國的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這是極富挑戰的變革。如果寄望於自上而下的減員增效轉變職能，那隻能是“揚湯止沸”，注定失敗；只有採取擴大基層人民民主的方式，將村級民主直選擴大到鎮，再擴大到縣。縣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縣人大代表可直接選舉、罷免縣長。方能從根本上對官僚利益膨脹釜底抽薪。
二 ,是要對中國民間資本放開金融業中下層，從而極大降低中國的金融成本。中國擁有著世界最高的50%的儲蓄率，同時有著最高的民間借款利率，常年高達50%以上，甚至高達180%。這是由中國效率非常低下的國有金融體系造成的。雖然國家有必要控制核心的金融機構，但是必須充分放開中下層金融，使地下錢莊合法化，讓民間資本競相發展，特別是對於中小信貸，應當取消審批制，實行核准備案製。
三,要徹底扭轉中國財富不斷向西方，特別是美國轉移的痼疾。外匯儲備應當主要應藉用於建立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上萬億美元地借給美國搞社保；中國應當扭轉外向經濟，外商投資優先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出口退稅政策等，轉而藏富於民，藏富於國。
四,要將土地礦產資源的收入全民共享。中國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國家，土地礦產資源原本為全民所有，每個公民在本屬於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建房，本應是免費的。但是現行的土地招盤掛制度，最大化推高土地價格，逼迫公民去購買本屬於自己的土地，而後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分而自肥。如果土地礦產資源的主要收入歸入社會保障基金，則內需必然噴發。
以上四個改革，說易行難，本質上是對權貴官僚外資的既得利益開刀，是重新合理分配社會財富，是真正的改革攻堅，也是真正的自我革命。在一片歌舞昇平的虛假繁榮中；乃至於寅吃卯糧的得過且過中，都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唯有在經濟危機降臨，在社會矛盾激化，甚至在政權統治危亡關頭，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方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可能。換言之，2011年中國最大的收穫就是改革攻堅的倒逼機制更加清晰。
對於未來數年，本人可以做此判斷：在此四個根本性改革未實現，特別是最核心的擴大基層民主未成功前，中國經濟只能越來越壞——這個壞要么表現為更痛苦的硬著陸，要么表現為更難熬的惡性通脹。一言以蔽之，是更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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