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復興與中國探大底
張庭賓
10月15日，三季度GDP增速公佈，為7.4%，創下14個月來的新低。對此，不少分析人士卻紛紛表示樂觀。
這些評論諸如——“經濟下行見底或將觸底反彈”、“中國經濟已觸底，不存在硬著陸可能”、“經濟出現明顯觸底信號”等等。若從短期市場信號來看，或許如此，比如人民幣再升值、股市反彈、樓市地王再現、鋼鐵鐵礦石價格反彈等等。
然而，從全球產業結構變遷和全球貨幣金融競爭力重構的戰略高度來看，中國經濟的探底和轉型才剛剛開始。
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首先要對中國經濟過去20-30年的高速增長的動因做出清晰解釋——主要推動力是兩次大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全球製造業向中國集中的“世界工廠”機遇。在1979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長，從1949年的5.4億增加到了1978年的9.6億人，使中國儲備了巨量健康的勞動力。 1991年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國大力對外開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興未艾，隨著ERP等遠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廣，跨國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強，同時石油等價格非常廉價，1994年僅每桶14美元。這使得歐美將製造業向外轉移成為可能，因為中國勞動力充沛而廉價，珠三角農民工月薪曾長達20年被壓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資本基本無需投入改善勞動環境。這給資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潤空間。
1997-1998的亞洲金融危機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東南亞的國家飽受重創，中國因為人民幣固定匯率，資本項目未開放而受衝擊較小，其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令中國製造業產業集群更具競爭優勢。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幣升值所引發的資產泡沫狂潮。 2005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人民幣開始單邊升值，二是股權分置改革。前者意味著投機人民幣升值的無風險套利機會，由於中國抓住世界工廠機遇，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幣內在價值增強，而長期固定匯率下，人民幣的確被低估，這對國際熱錢產生了巨大誘惑；後者意味著中國股市基本與國際市場接軌，成為國際熱錢可投資的市場。於是乎國際熱錢和海外華人資本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湧入中國，先是在2007年10月將A股上證指數推高到6124點的巔峰；再把樓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時至今日，當年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
從世界工廠效應而言：1，中國人口紅利盛極而衰，1979年的獨生子女已經33歲了，即按大學畢業21歲算，獨生子女已經進入工作10年了。與以前的勞動力是天壤之別；2，跨國公司早已渡過投入期，每年開始向外轉移大量的利潤；3，人民幣大幅升值了32%，中國製造的貨幣成本大幅攀升；4，資源由原來國內的廉價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國際高價資源。石油最為典型，1996年中國變成淨進口國，現在57%的石油靠高價進口，100美元的油價已經很平常；5，美國國策改變，開始鼓勵跨國公司回流美國或美洲，力推再工業化戰略。即使在亞洲也努力尋找對中國的進口替代。 6，全球貿易保護升級，東亞政治局勢不再安然無恙。
資產泡沫的負面效應如今也全盤凸顯。在股市和樓市的大博弈中，由於中國企業家和投資者，他們以前並沒有與國際投資者同台競爭的經驗和能力，在股市10萬億計的財富再分配中，在樓市100萬億元計的財富再分配中，均成為輸家，不僅將過去20-30年的財富積累基本虧在其中，更將未來20-30年的預期勞動收入深深套在樓市泡沫中。同時，樓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製造業的成本，讓中國企業更難以負荷。
與此同時，政府在長期的繁榮週期中，逐漸擴大了財政胃口，以製定規則和手握分配權的優勢，財政收入的增幅連續多年2倍於GDP的增長，加上國有企業在金融和資源的壟斷，都成為中國製造業不可承受之重。
一言以蔽之，中國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的動力機制均已盛極而衰，正面效應正陸續轉為負面效應，即在舊動力機制快速衰退，在新動力機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國經濟只能是繼續探底，近期也只是很短反彈後，將加速探底。
決定中國經濟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國競爭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國上一輪的大機遇，與911事件後，美國共和黨小布什政府，在石油軍火寡頭的誘導下，將戰略矛頭指向中東石油，從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關，這讓美國債台高築，同時在國內放任虛擬金融創新，結果誘發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那時在中美兩大國的競爭天平上，第一次傾斜向了中國。
但是，中國並沒有抓住這次機遇，進行高新科技創新的產業升級，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也未能大力推進環保循環經濟，以降低對海外資源依賴；更未能乘國際2008年國際商品資產價格大跌而購買海外優質資產，結果以中央四萬億帶動全國18萬億元大興土木，推起了一個把所有剛需者，也把中國壓的喘不過氣來的巨大樓市泡沫。
與此同時，美國卻在民主黨奧巴馬政府的領導下，努力地進行競爭力再造：先是穩定了美國金融系統；其後幫助大企業撇掉壞賬；通過QE1-3，同時打擊歐元，推動熱錢回流壓低資金價格；通過油頁岩開發技術和支持新能源壓低能源價格；通過加大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為美國再工業化創造條件。即在中國競爭力持續惡化時，美國競爭力在上升。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沒有問題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難題——金融寡頭利益擴張與選民福利擴張的衝突仍未能解決，它的巨大的虛擬金融泡沫仍將一直是“達摩克利特”之劍。因此，其即使是複興也是一個階段性小復興。
很顯然，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困難要比美國更大的多，同時東亞地緣政治危機，也會讓熱錢如驚弓之鳥大規模撤離東亞，從而使中國的問題，如同潮水退卻後那樣，在海灘上顯得更加突兀。在未來幾年，人民幣兌美元將迎來一個中長期貶值週期。
中國還有應對方法嗎？有的，那就要競爭力再造。這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政治體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機構精簡和自下而上的擴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2，合理分配土地和資源財富，大部分轉入社會保障體系中；3，凡是市場能做好的都交給市場，激發民間創造活力，特別是金融向民間開放尤其重要；4，A股徹底扭轉“利益輸送市”，變成真正優化配置資源的財富成長市，激勵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環保循環經濟。此外，遏制汽車等高耗能工業，大大降低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等等。
坦率地說，從現實的困境到實現競爭力再造，將是極為艱鉅的挑戰，這首先需要形成一個開明的領導權威，以推動變革。
換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變革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中國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初步競爭力再造。即至少未來5年中，中國人要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了。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僅供參考，投資者決策風險自負，聯繫郵箱ztb6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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